艺术从本质上讲是对存在的思考。人是艺术的创造者，同时也是艺术关注的中心。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彩陶上就有了人形图案，吴道子的“吴带当风”的道释人物画，梁楷的《泼墨仙人画》，近当代的蒋兆和、黄胄﹑周思聪等名家人物画作品，以各自独特的面貌和风格，在绘画史上留下一连串的丰功伟绩。人物画如此悠久博大的历史正是中国画家关注生命、表达情怀的具体体现。

　　在水墨人物画中，“人”是灵魂， “笔墨”是中国绘画特有的语言。没有“灵魂”的“表达”是可悲的，脱离对人的研究，人物画无从谈起，而只有思想不能表达更是令人难堪。一幅人物画，是画家将自己的主体感受，运用独特“笔墨”语言创作而成。用笔的“平、圆、留、重、活”，用墨的“浓、淡、干、湿、破、宿”被画家以特别的方式选择出来，形成自己的语言符号。欣赏者通过对这种独特手法的解读而弄清艺术家的意图，达到通其情、达其理、共其鸣的效果。

　　翻开中国人物画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每当人物画的灵魂与语言相互联系、得到重视时，就会创造出惊人的效果，反之则会令人物画误入歧途。从汉唐到宋朝人物画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是作为“成教化，助人伦”的工具，比如揭示某一具体人物的心理的作品，如《韩熙载夜宴图》、展现某一具体场面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人成为人物画的母体时，就需要画家去研究人、研究周围环境并对其关系与人本身的位置给以具体的指定，并力图用“真实”的手法表现出来，这里母体的真实性与手段的可读性融为一体，产生了堪称杰作的艺术品，这类作品在唐宋期间不胜枚举。如《捣练图》、《步辇图》、《采薇图》……在这里表现手段的每一次演进、更新都是植根于表现对象新的感悟和表达。或是“高古游丝”或是“狼毫方折”或“瘦硬战掣”或“莼菜条”……这些各具特色的用线用笔手法、线条形态，正是和各具特色的造型相协调，而不同的艺术造型是画家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感悟的结果。正是画家深入生活、观察自然、研究人本身的结果。宋元之后人物画逐渐衰落，因为文人画的理论重自娱，多不屑形似，这种自娱精神使人物画的水墨表达游离了造型难度较大的人物画，作品里，画家所画的是什么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遣一时之兴”。造型别扭、体态畸形的人物形象时有相见，这些“形变”与要表达的母题并无过多关系，更大程度上的原因是对“人”的研究不够透彻，这与为表达主题而故意拉长或缩短身躯的做法是有质的区别的。而究其根本，人物画是较“入世”的画种，与文人墨客的“出世”多有不便。在这种出世美学观点影响下对人的研究退化了，灵魂的丢失使人物画只能是徒具其表的空壳。只有灵魂与语言的紧密联系、水乳交融，才会创造艺术高峰，才会成就艺术大师。任伯年生长在清末的上海，西风东渐，大量西方造型观念的涌入，使其养成了画“折子”习惯，这大概就是当今所说的速写。常画速写大大锻炼了他的观察力和造型能力，创造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人物画。“为我所同情者，乃道旁之饿殍。”⑴“我不知道艺术之为何事，是否可以当一杯人生的美酒？或好似一碗苦茶？如果其然，我当竭诚来烹一碗苦菜，敬献于大众之前，共茗此盏。”⑵怀着关注人生的理想，蒋兆和先生以群像的形式创作了《流民图》，同时也将水墨人物画推向更高峰。

　　我们可以说，对于母题的表达，说到底是一种“选择”，是“思索”，是“这样画，还是那样画”的问题。大师们的伟业成就了人物画，因为艺术是新生的，是创造的。我们应该“告别思想的懒惰、意志的懦弱、感情的麻木”⑶关注人，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在艺术创作中，有话可说，有话好好说。这种对水墨人物画“灵魂”的研究也将带动对水墨语言的研究，这将会使我们受益无穷。

　　注：（1）、（2）摘自人美出版社《蒋兆和论艺术》；（3）摘自河北美术出版社《当代学院艺术》之王华祥文《给读者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