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花鸟画坛，胡石先生以他简雅清明，质素境逸的画风和神恬气静，迥流曼转的艺术品调卓立于世。他那明丽清宛，气格空灵的画面彰显着典型的新文人画风，也蓄涵着浓郁的中国画艺术精神和纯正的传统文化价值意识。这在当下的时代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因为近百年来，中国画一直处在被西画改造的窘态中，在风云激荡的中西之争和古今嬗变中，浮躁与偏颇使中国画的纯正精神和文脉生态一次次遭遇重创。时代潮流的涌动和革新风气的浓烈既促进了绘画的多向发展，也助长了画坛标新骛奇的风尚。能精神淡定地坚守中国传统绘画体系和美学风范的堪为不易，只有少数对民族绘画的历史文化有深刻理解和灼识洞见的人，才能做到立定精神。他们以“不必虑举世之我非，但当存知希之我贵”的精神，承继并宏扬着民族绘画。胡石先生当属此列之代表性人物。

　　做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新文人画派的重要画家，胡石先生对中国传统绘画精神的追慕已久。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胡石出生于山东沂山之阳。齐鲁大地是历史传统积淀深厚之地，胡石的上辈也都是知识分子，在这样的氛围下成长，胡石较早就喜欢上了书法艺术。父辈曾有意让其走一条悬壶济世的中医之路，然其天性近艺，虽年幼而志不可夺，遂步步登堂入室，进得丹青门径。青年时曾入山东工艺美院学习，遂后在地方组建画院亦得其所。但其禀性散淡，不愿拘人拘己，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即北上京华访学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自此，作画、游历、访学成其生活主脉。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参加新文人画派活动后，眼界愈高，初则追慕白石、八大，渐而依门傍户上溯穷源，竟至跨越明清，直追宋元、五代。可谓“身在高楼、目穷远水”。对九至十二世纪这时期花鸟画家的揣摩、研读和徜徉其中，奠定了他以后的美学追求和恪守中国绘画精神的立场。

　　近20年来，尽管美术界云诡雾迷，岐路丛生，但在胡石这里，始终是当代的古士之风。读书以养气、作画以畅神、茗茶会雅士、把酒图疏狂。注重画外修养的他以磊落胸次、澄明心境作为陶养画学的本源，而并不像有些人那样孜孜以求的是绘画技法的花样翻新。显然他已心仪传统的人格美学观。他认为，作画与做人是表里关系，作画为形式表现，做人才是根本。因之理想人格的养成是第一位的，技巧的积累有形可见，而美学精神的陶酝却难察其迹。所以养成一流画家的根本不是技巧、方法，而是读书修品。读书造就文人，修品则避俗就雅。由此陶养出超然世俗的情怀，下笔作画，自是品调高迈。胡石自然是这样践行的，他读书广博、浸润诗文、钩沉典史，与之漫谈，方可知其理蕴之深、文植之厚，其画格高下系由此来，非闲逸轻取而就。

　　清代画家方亨咸说：“绘事，清事也，韵事也。胸中无几卷书、笔下有一点尘、便穷年累月、刻画镂研，终一匠作也，何用乎？此真赏者所以有雅俗之辨也。”胡石读书，悟性颇高，亦多纵横之气，非酸腐之辈。每谈艺论史能感悟宇宙大化、天地道统、知周万物、参赞古今。更重要的是他将一总学养寄于画学，并在渐修渐悟中树起自己的审美标杆。即依傍中国文化精神和东方美学要义去建构具有文心和内美的新文人画境界。并践行一种有境界的文化表现与游戏精神的结合。文人的学识修养标示着境界的高下，文人的墨戏与写意则洋溢着艺术的自由精神，而其实质都在于美学意义上人的精神的舒放。应该说文人画精神的坚守，至少是对民族文化的某种维系，也是对西方普遍主义艺术观和后现代消费文化的抵制。民族文化的振兴需要文人画家不屈的风骨。

　　胡石虽推崇人格主义美学在画家身上的践行，他自己也将修身立品做为画事首要，但他也并不轻视对文人画兼容的诗、书、画、印各门类技艺的把握和锤炼。他写诗文、治印章，于书法一道更是浸淫极深。他幼习唐楷，后遍临宋元诸帖，悟笔法于一个“落”字，进而深刻理解中国画中之写意精神，以写意精神治印、作诗文、画工笔。显然写意不仅是一种技术把握，更是一种精神状态。如其所作工笔花卉，虽图式极简却笔笔玄妙，爽秀淹然中挺拔而轻隽，用笔虽工犹写，虽写犹工，恬澹雍容间，内涵筋骨。

　　世纪之交这些年，胡石为深研花木各科之形质意态，坚持写生，以格物致知的态度研观物象。不以因袭为能事，亦不妄自揣度，皆穷源竟抵后而复研表现，且先以工笔写真入画，然却工中寓写，静中求动，断不落描摹之巢臼。一石一草皆可窥写意用笔之性态，一梗一叶尽可显生气贯注之势。故其画“淡处如薄雾依微，焦处如双眸炯秀，干处有隐显不常之奇，湿处有浓翠欲滴之润。明如秋水、泽如春山、灼如晨花、秀如芳草。岁已久而常湿，素欲败而弥新，变化无穷，光华莫掩，鉴者亦味之而愈长。”

　　贵内质而轻浮华是胡石艺术的又一特点。他之画每以墨色为主，敷色雅淡，不事华丽，坚守绘事后素的传统之道。他常以屈子“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两句为艺事之要诀，力行内美精神，不徒尚华美之外观。他深明文人画之雅在于质文，而非表华。“华之外现者博浮誉于一时，质之中藏者得赏音于千古”。由于有此美学上的高标识见，胡石作画从不致力于表象的视觉艳美，而于淡雅清素的低吟浅唱中令赏者得无穷妙趣。

　　“诵经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文人画尚简的风格在胡石的绘画中一直表现得比较突出，多年中，几未见其冗繁之作，这既反映出胡石对中国画精神和文人画精要的理解，也可见其受禅宗绘画的影响。《礼记》中曾有“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之说，《老子》中也讲：“少则得，多则惑”。要而不繁，素朴简约可说在各门类艺术中都是难能可贵的表达，在中国画中这种以少许胜许多的表现更能增强意境的凸显。

　　总之，胡石的艺术非雄强奇杰的一路，在审美意蕴上他更多的是温润和雅而质文中藏。乍观其画和宛雅致，细品又得气息芳润之妙，再读方知笔高而韵美，涵泳之间，令人往复低回，有“西城杨柳弄春柔”的境界。风流蕴藉、澄透清明间虽未写苦心，却意标高境。毫无疑问，胡石的画可谓纯正的中国绘画精神的表现。

　　笔者曾见胡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写意花鸟，气象轩昂，生机勃发。后渐转放为收，复又由收转放，工写轮回，几番功夫揣摩，腕下自出精意，自辟性灵。可知其苦心孤诣，作工笔意在究玄微之妙，意在止粗粝强横之气；作写意是为壮刚健爽直之气，是为去罢软钝滞之虞。近见胡石写意数幅，有动不逾矩之妙，下笔其重如金、淹墨其润如玉、气象老成、丰姿摇曳，意趣近古而不旧，气息尚新而不华，可谓不激不厉、风规自远。

　　胡石方值壮岁，其已画学淹贯、休养纯正，且能不随时趣，唯以古人之矩矱运我之性灵，此必能开自家之生面而有大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