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57岁的吴昌硕在西泠印社建社10年之际，被公推为首任社长。在此前的10年时间里，丁仁、王禔、叶铭、吴隐4位创始人互相谦让，谁也不肯出任社长。而盛情难却的吴昌硕在就任社长后，留下了一副名联：“印讵无源，读书坐风雨晦明，数布衣曾开浙派；社何敢长？识字仅鼎彝瓴甓，一耕夫来自田间。”“社何敢长”四字，既体现了大师的谦让雅怀，也表明了“西泠印社社长”位置确乎非同寻常，轻易不敢就任。正因为如此，当吴昌硕1927年仙逝之后，丁、王、叶3位（吴隐已去世）依然不肯就任社长，直到1948年才邀请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出任第二任社长。也就是说西泠印社从创立到1948年，除了吴昌硕执掌社长的14年，有整整30年是没有社长的。此后，“没有社长”的历史一再重演，在西泠印社105年历史中竟有57年社长阙如。

　　2005年第6任社长启功去世后，社长之位空缺3年，原以为在不久前105年庆典期间召开的第12次社员大会上新社长会亮丽登场，然而，“谜底”揭晓，西泠印社依然“没有社长”。在目前情况下，这样的安排，不能不说体现了决策层的良苦用心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因为，在没有众望所归的人选的情况下，在不管安排谁出任此职都有可能招致社内外非议的情况下，“宁缺毋滥”确实不失为一着妙棋。于是，西泠印社选择了继续等待，等待公认的“高人”有朝一日横空出世。

　　让人不由得杞人忧天的是，这种等待，有点类似于“等待戈多”。“戈多”是谁？将在何时出现？谁都不知道，一切都是未知数，知道的只是必须继续等待。

　　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出另外一个组织，不管是群团组织，还是官方组织，其“首长”竟如此难以甄选，却又可以在“无长”的情况下长时间照常顺利运行。这构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文景观：一方面，这位“掌门人”在学术上、社会声望上的地位必须是无与伦比的，必须是公认的泰斗魁星；另一方面，他又可以是象征性的、挂名的，不要说不必亲自处理印社事务，哪怕就职后一辈子不踏进西泠印社门槛也没有关系（比如启功“执掌”西泠印社后就没有到过杭州）。也就是说，西泠印社需要的是一面旗帜，一根标杆，一个象征，至于具体的运行，当地有关部门十分重视，足以保证其健康发展、顺畅运行。

　　问题在于，如果这位社长以吴昌硕为“标杆”，那么，我可以断言，不管等待多少年，这样的人物恐怕再也难以重现。历史是必然向前发展的，但是文化人物却不一定一代胜过一代，有的大师注定是空前绝后的，非常可能后世再也无人能够超越。以现代史为例，如果只有达到蔡元培的水平才能执掌教育部，只有达到林风眠的水平才能担任艺术学院院长，那许多位置只能永远空缺。

　　其实，以一个门外汉的眼光看，我觉得目前可以担任西泠印社社长的人选是不少的，远的不说，单就西泠印社所在地杭州来说，足以胜任此职的人也可以列出好几位（为了避免口舌纷争，点到为止，恕不一一列举）。他们中的不少人，实际上早已在为西泠印社的发展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我相信尽管没有“社长”的名分，今后他们依然会兢兢业业为西泠印社尽到自己的努力。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几乎不大可能“脱颖而出”。因为，他们几乎不可能在今生今世达到西泠印社迄今为止6位社长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声望。除非降低“标准”，他们很难与6位前辈比肩而立，即使勉强“立”在一起，也必将招致物议。

　　导致这一情况的出现，其根本原因是，西泠印社作为“天下第一名社”，作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作为国内外篆刻圣地，其地位已经到了“神化”的地步，但是，现实的社会文化积淀和学界人才结构，却很难与其相匹配。这种强烈的反差，造成了目前在“社长”问题上的尴尬。

　　如此说来，西泠印社社长就将无法产生了？也未必。既然有“反差”，就索性朝“反差”的两个方向寻求解决的方法。比如，推举吴昌硕为永久性社长（反正是象征性的、挂名的，何不把吴昌硕作为永久性的篆刻“精神领袖”？），日常工作则由副社长或设立学术委员集体处理。如此举不妥，则不妨面对现实，将“标准”降低，从现有西泠印社广大精英中实事求是选拔产生。如果两种方法都不行，则不妨继续“没有社长”。既然105年中有超过一半的时间“没有社长”，则事实已经证明有则有，无则无，顺其自然，有无皆可，不必强求。

　　当然，这只是外行人说外行话罢了，当不得真，得罪得罪。

　　2008年10月27日于平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