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问题既有诗自身的问题，更是文化问题。反思中国传统诗歌在当代的尴尬境遇，有纵横两方面原因可以说说。纵向看，症结在传统文化的缺失与化新不足。吾国传统诗歌，经先秦民间歌谣发轫，汉赋乐府之生长，魏晋建安古风之发展，至唐诸体皆备，蔚为大观。宋以后，虽诗脉未断，但高潮已过，诗之体式基本重复唐辙，没有大的改观，整体水准每况愈下。主流文学样式也因之衍变为宋词、元曲及明清小说。近现代以降，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诗亦不能幸免。“五四”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激进，造成民族文化的伤筋动骨；“文革”十年，破四旧，文脉几乎断流；改革开放，观念纷繁，固有的人文精神因遭遇商业、快餐、网络等大众文化的激烈碰撞，显得面目不清。传统诗歌的命运，恰如戏曲、武术、中医以及民间文化一样，奢望振兴，尚存余馨，何忍离之。横向看，一代人的文化背景、价值取向、文化品位似与传统诗歌的旨趣相左，加上应试教育中，虽亦穿插一点古诗阅读，不过是浮光掠影的点缀，谈不上人文涵泳。考学、直面社会的择业及专业的细分，又导致阅读视野狭窄，匆匆不及其余，哪里还有学赏作诗的闲情逸致？

　　传统诗歌的出路是显而易见的。要么化新；要么保存进文学馆或图书馆；要么仍然任其渐行渐远，以至消失。何为文化？以人化文，以文化生，以化成天下是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积极的选择肯定是流变与出新，至于探索的途径，则非本文所能承载，且打住。

　　土壤失却了，有心耕种者又缺乏足够的技巧、匠心、勇气，好诗如星风，中国画家能作诗的几成稀有动物。于是做诗不成，便去抄诗，而抄诗亦不易。当下，中国画家的题跋抄诗问题不少，主要有：一是不查出处。所抄多由另画或不严谨的本子移植而来，却不知抄本原有误而一错再错，结果是错字别字漏字随处可见；二是画不对题。抄诗只是完成题跋程式，抑或填满空白。如画梅即题王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画荷便抄杨万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至于诗意与画境是否相融则全不理会；三是抄法不规范。诗后不注明作者时代、姓名，令读者搞不清此诗是抄来的还是自作的；四是书法平庸。一首好诗用一手不成书法的毛笔字抄写，既糟蹋了诗，也可惜了画，还不如不抄。

　　诗之成，岂在朝夕等闲间？“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唐·贾岛），唐李长吉，日日骑驴出门搜诗，得一句即抄下投入随身诗囊，待暮归，勤检而理之。如此呕心沥血，为诗憔悴，及至二十七岁早衰而亡。古人痴诗若此，今天我们还有这样的性心与精神么？回眸历史中的诗山吟海，且慢做诗。徐建融先生以为做诗不如抄诗，拙见，抄诗不成时，何如退一步，于读诗上多下些功夫。严格意义上说，走传统一路的，不读诗便成不了中国画家（尤其是文人画家），不读诗何以传性情、抒笔墨、造画境？

　　读诗的好处显而易见。一则，读诗可酿诗心，蕴情怀，激想象，腹有诗书，笔下所作，自有可观处。君不见，当下中国画，多为画而画，画山即山，画花只花，仅拘泥于画面的斤斤刻画，而心无所寄，画外无画，人、画、意分离。此胸少诗书涵泳之故也。二则，俗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也会凑。诗读多了，其遣词造句、格律、情韵亦渐能悟会，若再移之观照自然、社会、人生，兼得行家指点一二，便离诗成画就，画成诗就不远了。再诗读熟了，题画便可信手拈来，不必搜索枯物，东翻西找，临阵气短。三则，读诗、识诗先于作诗、抄诗。画家读诗重在识赏，了解诗与画的内在联系。除读诗家之诗外，还应多读点历代优秀诗画家的作品，若王维、苏轼、赵孟頫、倪瓒、徐渭、金农等，由诗及画抑或由画及诗，通会之际，可得个中意趣。至于《沧浪诗话》、《渔洋诗话》、《随园诗话》，甚而宗白华先生的《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钱钟书先生的《中国诗与中国画》亦不妨览读一番。诗懂了，眼亦高了，有识在先，作诗、抄诗便少误区。另外，在传统诗歌举步维艰的今天，对于还沉浸在自己精神家园中有志此道的画家，应予宽容、肯定。业余作诗，比不得严谨如古人及文史领域的诗人专家，基本的格律通行即可，不必字字较真平仄，偶有失粘、拗句亦无伤大雅（当然不包括那些胡拼乱凑的、连油也打不出的、只知有五字七字的大白话垃圾诗），若锱珠必较，历史上的大诗人亦有不相谐处，何况当下倘不失诗味的赵忠祥们。这不是降低艺术标准，乃是此时代此人文环境间一种无可奈何的退让。

　　痛并还实践着的中国传统诗歌，魂归何处？且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