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鲁的文学情怀和硬笔书法艺术

　　□斯舜威

　　石鲁是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一座异峰突起的峰峦，是一位遭逢坎坷悲壮而成就卓著的书画艺术大师，这是人们早已公认的。然而，他还是一位作家，对文学创作情有独钟，特别是在“文革”期间遭遇非人折磨的情况下，依然对文学创作初衷不改，留下了不少文学创作的手稿。由于那时他已经被剥夺了书画创作的权利，客观条件也不允许他进行正常的书画艺术创作，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下，在可能得到的一些纸片上即兴写下一些思想的火花，记下一些文学构思的片段，或许是他作为一位艺术家保持思想活跃和艺术灵感不至于枯竭的唯一的办法，也是他在动乱的岁月进行人生抗争的一种特殊手段。不用说，他只能采用硬笔。令人惊异的是，在石鲁遭受残酷折磨导致精神失常的情况下，写出来的钢笔字，却一点一横，一丝不苟，全部是清一色的楷书，偶有笔误，便用橡皮擦掉重写，决无涂改将就之处。想必心理学家和笔迹专家通过对这些特殊手稿、硬笔书法的分析，可以寻找出这位艺术大师在特殊人生阶段的不同寻常的思想轨迹。

　　2007年9月，广东美术馆举办了“于无画处笔生花——石鲁艺术大展”，同时出版了《于无画处笔生花：石鲁的时代与艺术》、《文章天下事：石鲁手稿》。我直到最近才从同事潘欣信处借到这两本如同汉砖般沉甸甸的书，大有爱不释手之感，当我一遍遍翻阅石鲁的手稿时，内心的震撼是难以言语的，甚至感到非常不好受，既为石鲁不屈的艺术精神所感动，又为一位艺术大师只能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继续他的艺术生命而心痛。

　　中国的书画艺术大师，几乎无一例外具有深厚的学养，不乏文学天赋，但绝大多数偏重于传统国学，偏重于诗赋酬唱，或散文随笔的即兴创作，能够真正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恐怕不多。石鲁是个例外，他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并且公开出版，被拍摄成电影。那是在1954年夏秋之交，他在事先到天祝县搜集大量素材的基础上，闭门谢客两个星期，写出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暴风中的雄鹰》，1956年由北京艺术出版社出版，1957年2月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上映，后来被国家电影事业管理局列为优秀电影。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即使是专职作家，能够出书、拍电影的也并不多，石鲁偶尔客串，却大获成功。这部作品让他获得了8000元稿费，在当时称得上是一笔巨款，他得以购买了大量清廷宫墨和宣纸等文房四宝，也算得上是“以文养画”了。当时作家稿费丰厚，而书画却不值钱，一流的书画大师的作品也只能卖到几元、十几元，最多几十元一张，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亦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此乃闲话，打住。石鲁意欲乘胜进军，马不停蹄搜集素材，准备创作第二部电影文学剧本《共产党人》，因政治气候变化而未果，还差点被卷入“反党小说”刘志丹事件而罹祸（因写的是同一题材）。尽管如此，他的文学创作激情，却丝毫没有减退，即使在政治运动的高压下也依然坚持如故。

　　他的文学创作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文革”之前，主要艺术形式包括延安时期对陕北信天游的搜集整理，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以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写的“思想自传”之类；第二时期是在“文革”的漩涡中，他的文学创作包括：小说《秦始皇》、电影文学剧本《毛泽东》、神话史诗《鹰》，以及大量的诗词。需要体谅的是，此时石鲁经常处于精神分裂之中，要创作大部头的小说、电影文学剧本，不要说客观环境不允许，其身心也是难以胜任的。然而，他却是那么认真而执著，每次都列出提纲，列出人物名单，认真破题开笔。这是一项内外部条件都不具备的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即使完成了也不可能出版，反而极有可能遭致新的灾祸），他却虔诚地一次次做着这样几乎徒劳无益的努力。读着手稿，想象当时的情景，让人倍觉心酸。此外，他还写了大量的“交待材料”，这在当时是不得不写的“政治任务”，石鲁却缺乏“政治头脑”，不谙“交待材料”的“游戏规则”，因而往往把“交待”写成文学性、学术性很强的文字，对他而言，在撰写这些材料时想到的并非如何避免灾祸、明哲保身，而是进行一项创作活动。如：《我写庄周梦游录的诗意》、《我对自己写黑诗反诗的认罪》、《我的小天竺诗交待》、《我写斯大林颂的用意》、《我交待“夕照”》、《我交待“枕边梦小词”》、《我交待老词新意的反动性》、《苏小姑卜神交待》、《我再交待郑燮乾隆下江南》、《我再交待“秦少游”》，这些“交待材料”，开头无一例外抄录一段“最高指示”，然后进行真诚“交待”。从上述标题中，不难想象当时知识分子处境的不堪。当然，从一些文字中，也可以看到他意识模糊的痕迹。纵然意识模糊也不忘文学创作，石鲁的独特艺术个性可见一斑。

　　石鲁在一张纸条上写道：“于无画处笔生花”。在不能作画的岁月，他借助于一支硬笔，抒发自己的真挚感情，心破碎了，滴出血来，依然能够笔底生花。

　　他在另一张纸条上写道：“文章天下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名山意识”，始终主宰着他的行动。对这些在极其艰难处境下写的文字，他是非常看重的，在心目中的位置，丝毫不亚于书画。据石鲁夫人闵力生回忆，1982年石鲁临终前，他难过地对她说：“我每一分钟都在搏斗。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死去，我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有许多本子，我还要写东西；存了多年的宣纸，还没有画完……万一我去世了，把我反‘四人帮’时写的两本诗词保存好，整理好，能出版就出版——那是我最重要的东西……”。

　　石鲁的硬笔书法，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文革”前和“文革”中。他“文革”前的硬笔书法，从整体看，整洁、清晰、飘逸、洒脱。如延安时期的“信天游”（见图一），写得信手、自在、流畅。1943年延安“抢救运动”时写的《思想自传》，用密密麻麻的行草字写了整整27页，可见当时要在“抢救运动”中过关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从字体看，非常流利、秀逸（见图二），也不无修改之处，看得出心灵和书写是能够相呼应的；他在“文革”前写的一些艺术札记，显得非常随意，放得开，草书味道更浓，看得出那段他心情舒畅时期的作品（见图三、图四）。石鲁在“文革”中的硬笔书法，有两种形态和风格，一种是行楷，字体整洁，书写比较自然，也非常美观（见图五）；另一种则非常工整，工整得简直有些做作，如同当时一些喜欢美术字的中学生所为，这一类手迹占了很大篇幅（见图六、图七）。这一现象，是否与他遭受精神刺激有关？抑或与“文革”时期流行的美术字体有关？有待于心理学家和笔迹专家考察分析。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字体的出现，而且在石鲁生命中占了比较大的篇幅，是不正常的。如果看他此前的硬笔书法有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的愉悦，而看了这些“太工整”的字，却让人难受，因为那是一种非常态，一种心灵受到高压之后的不屈服而又不正常的表现。

　　他在文学创作过程中，还即兴为自己的文学作品配了一些插图，用的也是钢笔画，其手法一如他的钢笔字，非常工整。如他为《秦始皇》配的插图“秦始皇像”（见图八）行笔如钢丝铁钩，其身躯、头颅、眉宇勾勒得如同崇山峻岭，秦始皇的霸悍，跃然而出。大师毕竟是大师，然而，一代大师，只能如此书写工整的钢笔字，间或画画钢笔画，实在是艺术的悲哀。

　　《石鲁手稿》在我的案头放了一个星期，有时，甚至有一种不忍心去翻阅的感觉，怕翻开那惨痛的一页，怕看到大师悲怆的一幕。内心有许多感慨，写到纸上，却只是点滴感觉而已。我写下这篇推介性文字，是觉得通过《石鲁手稿》，能够增进对石鲁的全方位了解。通过他的文学创作，通过他的硬笔书法，或许能够曲径通幽，走进石鲁的鲜为人知的内心深处。

　　2008年12月10日于平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