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段为时不短的历程；而对于一个国家的年轮来说，虽然时间不算长，可是，因为对于20世纪中国的重要性，不管其长短都是一个难以忘记的时区。从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到12月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各项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而且因为三中全会作出的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启了新中国发展史上的新的历史进程。三中全会像沁人心脾的春风在中国大地拂过，万物复苏，美术的百花园也因此而明媚灿烂。

　　在“靡靡之音”、“蛤蟆镜”、“喇叭裤”、“裸体”、“邓丽君”、“毕加索”、“形式主义”、“自我表现”、“现代派”、“精神污染”、“官办展览”还都成为问题的时代，思想的解放无疑会影响到美术创作的各个方面。当已有的思维定势成为一种习惯时，羁绊和束缚都与时代产生了矛盾，这时候的冲破和挣脱所表现出的勇气和付出的代价在历史的解读中会显现出特别的意义。包括中国美术馆能够接纳在当时与许多地下文学组织相联系的“星星美展”，美协的机关刊物也介绍“星星美展”，一切的不可能都在可能的现实中，表现出了时代的推动力和改革开放带来的时代的变化。这一时期，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涌入，不仅加剧了矛盾，而且推动了美术界思想解放的进程，并成为思想解放运动中首先要面对的现实，无主题的创作，抽象的表现，非架上的艺术，民间的画会和展览，尤其是那些被看成是“垃圾”的现代派艺术，都考验着人们的宽容度和社会的开放程度。中国美术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样，在30年的前10年里因为“文革”长期积淀的社会问题，有着迂回曲折的历程，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在处理像机场壁画、人体艺术、艺术市场等问题，尤其是意识形态问题的时候，都在渐进的过程中显现出开放的进程以及历史的难度。因此，当回首这些往事的时候，迂回和反复不仅成为新时期的时代特征，而且为新时期的中国美术发展增添了许多时代的问题，其中美术创作所呈现出来的过渡时期的面貌，也成为新时期美术发展中最具有价值的内容。这些在最近为了历史的纪念而举行的一系列的回顾展中都得到了历史的印证。

　　走过这30年，一切就在见怪不怪的应对中享受着自然的发展，而社会也在分享着改革开放带来的艺术上的成果，接受着因为改革开放带来的多样化的艺术新世界。今天的宽松、自由、多样所形成的新的美术生态，互不干涉和难以干涉的时代格局，同样是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一切作用于当下的美术创作和美术发展，如何造就新世纪的中国美术的辉煌，显然又是一个需要时间来考量的问题。这之中同样会有迂回和曲折，但是，社会的对待方式则不可能运用先前的手段，然而，社会的调控和导引在美术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或者说更应该体现政治、学术智慧的力量。否则，要想在无序的状态中创造有为的历史，而这一历史的成就如同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一样辉煌，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