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2008年金融风暴的洗礼，中国的书画市场经历了一次痛定思痛的被动洗牌。整个中国艺术品市场近几年的骤然勃起和迅猛发展，势必会导致其在很多层面有悖经济规律和艺术规律的感性成分居多，一旦遇上资本市场的强烈波动，这时候才会去痛定思痛，理性才得以回归。

　　何谓“理性回归”呢？它要回归到哪个层面？我的理解是：所谓“理性回归”是要回归到学术层面上来，而不是因市场的波动来纠缠“非国粹”或“国粹”的画种问题。绘画艺术的价值体现，可能不会因中国或外国、古代或当代而有什么质的差异。中外艺术都有着其不可替代、不可欺压的价值取向，古今艺术也同样有着各自的时代语言特质和价值体现。因此，我们不应该因一时的资本市场的涨跌而妄生狭隘的“民粹主义”去厚中薄洋；当然，更要防止时而厚古薄今、时而厚今薄古的投机思想。

　　我们应该明白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古今中外的艺术，不可能因一场金融风暴而变异其固有的艺术价值——虽说其经济价值会因外在因素而出现较大或很大的价格波动，但它还是始终呈现着不断上升的价值走向，所不同的是，不排除因社会动荡和资本危机因素而出现时而波峰高、时而波峰低的现象。

　　艺术品的流通，需要和平的社会环境和繁荣稳定的经济秩序——正所谓盛世话收藏。而收藏的要义是：学术的、艺术的、历史的。当代艺术在去年年底遭受重创是事实，这正是一些当代艺术的创作以恶搞和丑化为旨归所遭受的必然惩罚。不过，西方艺术机构对待中国当代艺术的认知和推崇大多也是源于文化视角。作为艺术界“最高法院”的美术馆，他们从什么样的角度切入中国当代艺术呢？

　　梳理脉络，注重文化延续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角度。在纽约乃至美国的美术馆，存在着一个汉学家群体，他们感兴趣的是那些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的中国当代艺术，认为这些艺术更新了中国传统文化，甚至将其变得更有生命力。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策展人Maxwell K. Hearn（何慕文）曾就其策划的中国当代艺术展览表示：“几乎所有这些当代艺术家都在运用中国的成语和典故，并清晰地反映了西方的流行观念和知识，我认为，对于西方观众来说，这样会让传统的中国文化变得更易理解。” 这种理念是很有代表性的，也是蔡国强、徐冰等艺术家能在西方社会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之一。首先，他们的艺术表达方式容易获得西方观众的认同。其次，他们的题材、隐喻或者思想根源，很多来自传统的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为西方观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像蔡国强的火药系列、爆破装置、《草船借箭》等等，均利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成果去诠释他的艺术理念。徐冰的《何处惹尘埃》、《新英文方块字书法》等等，无不是借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何慕文进一步指出，“我要把当代艺术作为一道沟通东西方的桥梁。”那么，这些游弋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移民艺术家，无疑就是这座桥梁的最佳基石了。

　　为了让传统的中国文化使西方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中国当代艺术家已经意识到重复或复制的结果只能是自我麻醉。推介和展示本土文化，不是简单地、一味地合盘端出历史的辉煌，而是要展示传统文化给我们当代人带来了什么启迪。正因如此，才得以构成西方人乃至西方艺术机构对中国传统艺术和中国当代艺术长久性的关注。

　　所谓“越学术的越有市场”，说明艺术品的收藏其前提是考究一件艺术品是否具有学术价值。反思历史和解读社会是艺术家必不可少的命题，沉重的反思历史和犀利的解读现实是基于对社会的负责和对艺术的尊重，其与恶搞、丑化不是一个概念。因此，在我们分析“后金融危机时代”艺术品市场时，要客观地看待当代艺术的多面性，我们在护持的同时不要忘了纠偏。不管从哪个层面来说：一、一个艺术品种其本身没有对与错，关键是要看具体的作品是高雅的还是庸俗的。二、作为当代人，我们需要当代艺术，因而我们无法回避当代艺术。

　　英国《独立报》2008年11月16日以《世界震惊中国艺术复兴》为题发布了一份最“好卖”的当代艺术家名单。这份名单是根据全球最大的拍卖数据网Artprice和法国安盛保险集团对2007年7月至2008年6月2900场拍卖会结果的统计分析之后作出的。

　　排名在前20位的艺术家中，有13人来自亚洲，其中有11位中国艺术家。十强中的前4位分别被西方艺术家杰夫·昆斯、吉恩·米切尔·巴斯奎特、达米尔·赫斯特和理查德·普林斯占去，亚洲艺术家占剩下的六席，其中5人来自中国，分别是张晓刚（第5）、曾梵志（第6）、岳敏君（第7）、王广义（第9）、刘晓东（第10）。日本艺术家村上隆位居第8。

　　《独立报》认为，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中国艺术在世界范围内令人震惊的伟大复兴，“亚洲艺术”已经狠狠摇撼了“西方艺术”在艺术市场上长达500年的统治地位。10年之内，“亚洲艺术”将与“西方艺术”比肩站立在全球艺术品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