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文清的《启功杂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7月版）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一天，几位好事的友人撺掇启功来到潘家园，看到门口的店铺，都挂有启功写的字。启功的第一反应是惊愕，继之又笑起来，他想起了幼时曾经羡慕清代前辈被人模仿的殊荣，今天见到的情景，竟是他想也不敢想的，这里竟是署有启功名号的书法作品的海洋，虽然没有一件是他亲手所写，但全部是仿他的书法写的，内容也都是20世纪80年代，他习惯写的词句。有人打趣地问他感觉如何？启功先生笑答，写的都比我好。在他的记忆里从来没在任何场合写过这些字。有人又问，即是假的你为何不写状子告他们？启功又笑了：“这些假字都是些穷困之人因生活所迫，寻到的一种谋生手段，我一打假，也把他们的饭碗打碎啦！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周围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有些人认出这是启功来了，就围过来劝启功打假，启功坦然地说：“人家用我的名字是看得起我，他学的这手字一定花了不少功夫，再者，他是缺钱用，才干了这种事，他要是向我伸手借钱，我不是也得借给他吗？”他向周围的人讲了古代书法名家唐伯虎和文征明的故事，他们在市场上看到有人仿造他们的书法，并没有生气，反倒在他们的赝品上再添几笔，题上款，以示支持，卖假字的人因而多赚了几吊钱，高兴而去！那些买了假字的人也十分高兴，因为他的损失并不大，高高兴兴地把字画带回家去了！”

　　唐伯虎、文征明皆有宽容造伪者的记录。《明史·文征明传》记载：“文笔遍天下，门下士赝作者颇多，征明亦不禁。”甚至造伪者请文征明在假画上题字，文也照例不误。二人对造伪者的宽容或许来自于其业师沈周。姜绍书《无声诗史》曰：“每欲至窝，远近相传曰：‘沈先生来矣！’候之者舟哄河干，履满户外，乞诗乞画，随所欲应之，无不从满意而去。”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沈“片缣朝出，午时即有仿本，有不十日，到处有之。”一日，有一寒士因老母贫病交加，出于无奈，只好摹仿沈周之画，以求度日奉母。为卖得好价钱，寒士竟将其伪作展于沈氏，沈了解情况后，不但不予责备，反提笔在仿作之后修改润色，之后又题上姓名，钤上印章。齐白石当年在北平街头看到有人贩卖署名自己的假画，遂当面斥责，不料此贩振振有词：“凡大画家没有不被造假的，造假越多，说明名气越大。而且这些假画物美价廉，是卖给穷人的；而有钱人自然去买你的真品，对你有什么损失呢？”齐为之语塞，再看那些伪作，居然很有些章法，于是竟收小贩做了徒弟。

　　今人对此多有非议者，以为其行为如虎添翼，为虎作伥，其判断的出发点在乎利益，唐、文、齐、启等人宽容伪作的出发点正不在乎利益。因了不在乎而生出许多的故事来，不在利则往往通情，又因了这份情义，故事才会广为流传，津津乐道。真情义之于假字画，因了他们的行为，既悖理又合理，既勉强又当然。但这些传为美谈的故事、合乎情义的宽容，也为后世藏家带来了不尽的麻烦，为是非界定带来了普遍的搅扰。

　　1990年代初，吴冠中状告上海朵云轩和香港永成拍卖行所拍署名自己的《炮打司令部》为假画，最终经公安部第二研究所的笔迹鉴定，法院裁定此作确系赝品。2006年7月底，史国良发现北京传是拍卖公司准备上拍的他的三幅作品中，有两件是伪作，于是立即通知拍卖方要求撤拍，但拍卖公司拒之不理，假画依然出现在拍卖预展并进行了拍卖，史国良一怒之下将该公司告上法庭，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调解，拍卖公司同意在媒体公开向史国良道歉。这样的假画自然不会有温情脉脉的藻饰演义，也不会有娓娓可道的佳话趣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