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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0035版: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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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7日     收藏 打印 推荐 朗读 评论 更多功能 
批评不要成为谑戏的话头
——对严学章《没有创新等于零》一文不同的看法
□李庶民
  批评是当代艺术发展不可或缺的理论提升与创作支持,应当有着优雅的学术品位与现代理论规则。大要在“不牵于爱,不蔽于情,不因于喜,不激于怒,虚心端意,熟思而审处之。”(郝经《为君难六事》)郭沫若曾说:“真正的批评家要谋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要泯却科学态度与印象主义的畛域。他不是漫无目标的探险家,他也不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盲目陶醉者……批评家是大公无私的人,批评不是偏见,而是与人为善。”(《批评-欣赏-检察》)

  2009年1月3日《美术报》刊登了严学章先生的文章《没有创新等于零》。这个题目显然受到“笔墨等于零”一类傲慢与偏见的危耸口号影响,是“以私意为欣厌”的执迷。严文中所言“如此展览等于零”、“如此评审等于零”、“如此创作等于零”,皆无视当代中国画以及近30年来书法艺术伟大复兴的基本事实,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己欲容悦,私心舒肆。且以无的放矢之箭,射向虚拟凿空之靶,尤似谑戏。实则此类指斥皆多牙慧。前人有言:“自我言之,则为忠臣;自他人言之,则为谗贼。要归于是而已。”(黄溍《白云许先生墓志铭》)一贯标新立异的严学章不知为什么从文章的题目到内容都落入了俗套。

  ◎关于展览

  对待书法或绘画的展览,尤其是国展的评价,无非褒扬或批评。即便有的批评很激烈,却丝毫没有减弱书画大众参与展览的热情,尤其是书法类的国展,动辄三五万件的来稿量足以说明书法大众前赴后继的不竭热情。虽然展览有诸多弊端,但是展览的功绩则是无可否认的。就像止咳用的甘草片,曾一度因其副作用以政令下架,由于没有更好的替代药品,又回到了医患手中。我曾在《论书法展览机制》一文中说过:展览并不是当代书法生存的最好形式,但是,在没有更好的机制取代它之前,我们别无选择。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对展览耿耿于怀,其责任并不在展览,尤其是对一些展览的失意者来说,应当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展览不任其咎也!假设展览真的如严文中所描述的“走进了死胡同”、“催生了一波又一波的人事纷争”、“催生了假学霸权威”等等,你远离展览就是了,何必去自寻烦恼。笼统地提展览的弊端是很容易将展览批倒的,然而,具体到某些展览上,比如书法的国展,仍是不可缺少的,它是推动当代书法繁荣的直接动力。说展览多得令人“应接不暇,疲于奔命”,那只能是极少数人——极少数放不下名利追逐的人的感觉。展览又没有强迫你参加,你干嘛非得一个不拉的去“应接不暇”,搭上心血,搭上作品,搭上邮资,搭上参赛费,引颈翘首等待评选结果,这样的“疲于奔命”不是自找的吗?你决定不了展览如何如何,难道你还决定不了自己如何如何吗?除非你弱智到自己管不住自己了!说展览“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是事实,说展览“越来越不好”却有违事实。十几亿人的泱泱大国,越来越多的人热爱书法,展览不多、不大能行吗?为什么全运会、亚运会、奥运会越办越大,经贸会、博览会越来越多,越办越大?不是社会发展与进步所致吗!展览不管有多么多,有多么大,参加不参加的主动权不是在你自己?选择的权利不还是在你自己手中?与别人和展览的干系不大。我倒觉得,偌大中国,偌大书坛,展览实在是太少了,如果能再多一些,大一些,就可创造更多的参展机会与名额,就可减少很多人落选的痛苦和抱怨,让更多的人展现自我价值而乐得屁颠屁颠的,皆大欢喜,和谐又繁荣。说不定我等也可以入展和获奖,增添几分幸运感了。八届国展因名额所限,由2000件硬是刷到1000件,多少人冤屈于这名额限制之下!前人说:那个庙里都有冤死鬼。今天则可说:那个展览都有冤死鬼。这就是展览的弊端,或者说是展览评选的弊端。

  中国书协、中国美协作为国展最主要的主办方,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在金钱和腐败席卷世界每一个角落的现代社会中,相比较而言,也只有中国书协和中国美协能做到相对公开、公平、公正。虽然也有腐败,也有既得利益者,这些均属正常现象,因为艺术圈内也绝非净土,也绝非不食人间烟火之地。不能因为有弊端就取消展览,就归罪于中国书协、中国美协吧?美国、日本、韩国等出了那么多官员腐败案,也没见其政府来承担罪名。也不能因为有了禽流感便将鸡鸭鹅斩尽杀绝。事实证明,中国书协、中国美协主办的展览,要比社会上的一些展览可靠、有效、认真、权威得多。当然,其展览模式、评选机制、范围规模等等还将随着社会发展的要求而不断改进、完善,以不负时代的嘱托。

  说到创新,大概没有书坛吼得更凶的了,其实这正是书坛浅薄的表现。谚云:河水愈深,喧闹愈小。在创新成为口头禅的今天,恰恰说明创新离我们还很远。之所以很多人在争着抢着说创新,无非是抢点话语的主动权,博得个与时俱进的虚名,实则多轻才讽说之辈,真正倡导创新且有能力身体力行者甚少。尤其在今日书坛,把流行、丑书、杂耍等都要冠以创新之名而肆行无忌,真是沾污创新二字。想想也是怪怪的,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致艾丽丝》等名曲演奏200多年了,柴可夫斯基的《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等至今演奏了120多年了,芭蕾舞《天鹅湖》自1895年演出成功至今,常演不衰,没有人批评他们不创新。唯独我们动辄对古代经典书法大加挞伐,甚至诬蔑《兰亭序》为“死了的经典”。书法的创新不在于谁喊叫得调高声响,而在于你是否真的具备创新的能力。看看在创新的名义下将书法妖魔化的所谓“现代书法”,便可知其“创新”不过是“破坏”的同义语。无非是掩盖其无知、无能、无耻的虎皮而已。

  艺术创新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或群众运动便可完成的,它是一个时代一定人才和社会智能积累的结果,那些连耕种都不愿作的人却在大谈创新成果,无疑痴人说梦。可以说,当代书法创新的积累还远远不够,30年的书法热只不过作了一点普及工作。之所以屡屡呼唤大家的出现与经典的诞生,不正是说明书坛的期待吗?少喊些创新之类的口号,多作些耕耘播种的努力,若干年后,创新的成果自然会表现在大家或大师的出现上。

  现在对展览有很多提议,但大都是纸上谈兵,无益现实。所谓言不中的与不言同;策无所用与无策同;论失所据与失论同。严文中的“学术课题制”、“流派分展制”等说起来容易,而具体的方法、步骤谁来拟定、执行、操办?如果有具体的机构和人来操办,岂不仍是“绝对话语权”的套路。严文说:“展览,说到底是艺术展示的一种方式,决(绝)不是艺术创作本身。展览,说到底是艺术展示的一种外在的活动形式,决(绝)不是艺术创作的内在规律。”既然如此明白,又何必对展览那样的辎铢必较,求全责备?依我之见,展览尤其是书法大展,还要多办,还要大办,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集思广益,在展览的实践中检验展览,逐渐改进、完善展览机制,使更多的人受益,使书坛受益,使书法艺术受益。或许有一天,一种更好的形式或机制取代展览,展览成为历史,成为人们一种美好的回忆,我们便不再为展览如何如何而操劳了。

  ◎关于展览评审

  展览自身的缺陷必然导致展览评审的缺陷。展览中的不公甚至腐败是尽人皆知的事。我曾说过,每一次评审结束,都能从那些入展获奖名单上或多或少地看出那无所不在的关系网(包括师生、亲朋、金钱、职务、两性等),正如社会上的不公和腐败一样,它是一种客观存在,掩饰和否认同样是自欺欺人。正因为如此,才有着各种各样的法律、规章、制度、措施不断出台,但是不公和腐败是不可能根绝的,这不单单是体制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的觉悟与道德水平。从美国总统的丑闻到高官的腐败;从日本内阁一月之内有七八个官员下台到中国台湾陈水扁的巨额洗钱;从韩国的黄禹锡高科技造假到意大利的足球黑哨,贪污腐败无处不在,一些人津津乐道的所谓西方民主制度并未能阻断大大小小的腐败,只能将其遏制在一定的容忍度中,据《环球时报》报道:美国两年中已有1800个贪官被抓,而这只是美国官员腐败的冰山一角。正如自然界中的病毒、病菌不可能完全被消除,腐败也是社会生存链中的一个环节。因此,对展览评审中的一些不公甚至腐败现象,既要认真对付,又不必大惊小怪。假若严学章成为国展评委,也未必就能杜绝人情、金钱、美女等关系网。好在中国书协、中国美协等主办的展览是有领导、有组织、有程序、有监督的,是明显地好于社会上的一些展览的,不公与腐败相对来说要少得多了。的确,国展中也混有少数专业水平与道德水平令人不敢恭维的评委,但总起来说,大部分评委是矬子里面拔将军选拔出来的,基本代表了当代书画的专业水准。

  公平、公正、公开是中国书协首先提出来的。引入监督机制也是中国书协首先采取的评审措施。假如说由中国书协的领导监督中国书协展览的评审尚存疑虑的话,那么被称为“第四权利”的新闻媒体包括网站的介入无疑是颇有力度的。这在八届国展和全国第二届行草书展中都可以见到这种监督大大提高了展览评审过程的透明度。单是这一点,其他展览评审有谁能做到?这难道不是一种长足的进步吗?既然要参加某一种游戏,便要遵从这种游戏的规则,既然要参加展览,就得服从评委的裁判,除非你不去参与,也就免除了得奖的亢奋与落选的失落。至于说“同一帮评委刚刚把某作者的作品评出大奖,很快在另一次评审中,这个作者的作品连入选圈也未能进”等等,也是再正常不过了。艺术创作不是数控机床下的工业产品,可以精确到毫厘不差,(其实数控机床有时也会出现误差甚至不合格产品。)倒是连续三届展览获“金奖”的书法评选是极不正常,显然是有猫腻的,以致使人慨叹: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艺术大师的作品也不能保证每件都是杰作,徐渭、傅山的作品往往有极大的优劣差别。刘翔从世界田径排名头几位一下降到一百多位也属应有之义。如今展览评选的弊端基本不在评选机制,而在于评委们的素质——专业素质和道德水平的缺憾。阳光、学术、规范与和谐评审既是当前展览评审的要求,也是为今后展览评审规划的一种目标,中国书协的良好形象树立有赖于在展览评审中阳光、学术、规范与和谐评审的实现。

  严文中的“创新才是艺术第一生产力的标准”,显然是套用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然而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创新”能是艺术的“第一生产力”吗?“创新”有“标准”吗?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标准”,你不觉得别扭吗?实际上所谓“创新才是艺术第一生产力的标准”在语句结构上是有语病的,在其涵义上是讲不通的。艺术的第一生产力应当是艺术家的创作思想能力与技术能力。创新不是艺术中一个单一的单向度的范畴,它是与传统相对而言,否则那应该是发明创造而非艺术创新。极力标榜“创新”而将创新与传统对立起来的人,大都另有企图。伽达默尔说:“……有人只看到传统与发展对立的一面,看不到即使是生活在急剧变化的地方,比如在革命时代,保存在一切事物的演变中的旧东西,也远比人们知道得要多,它同新的东西结合,创造新的价值。”(《真理与方法》)传统绝非艺术创新必须克服的障碍,而是创新起跳的原点与冲刺的动力。包括那最早提出“等于零”的人,也都是没有真正理解传统便匆匆轻才讽说而示人以浅陋而已。

  ◎关于创作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与“在创新的基础上解构传统”哪种说法更合乎逻辑?肯定是前者。既然创新是当代书画创作的目的,或如严文所说的是“标准”,怎么又变成“基础”了呢?以创新为基础,以创新为衡量标准,走向创新,还与传统有何干涉?还向何处去解构传统?“在创新的基础上解构传统”这样反逻辑的话能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呢?它甚至不如脑筋急转弯一类的话还有点趣味。“以古为新”说的是对传统的再发现、再创造。“以时为新”则近乎文字游戏,这个“时”应当是指当下,指时代,指时尚,严文中解释为“时代精神”、“时代场境”、“时代形式”,设问还有不新的时代精神、时代场景、时代形式吗?提出某种观念容易得很,这种观念是否合乎逻辑,是否能成为人们思维的起点,是否言之成理则需要经过检验,如果连基本逻辑结构都经不起推敲,其命运则已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绝非“宿命论”,而是多年来人们在艺术创造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因为即便是科学技术发明,也不是无本而生,而是在前人经验所积累、积淀的逻辑的格的规定下合规律的收获。谁见过没有根本只有干枝果实的大树?“在创新的基础上解构传统”显然是本末倒置,颠倒因果关系的谬说!不懂传统更无所谓解构传统。严学章先生的立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便是只为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甚至不惜在文字和概念上作翻转游戏,这种行文技巧看似标新反而容易落入俗套。

  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人们讨论得够多的了,认识不可能统一,争论自然还会继续下去。就书法、美术(主要是指中国画)来说,在今天书画家普遍缺少对传统的理解与学习,普遍缺少传统功力与素养的背景下,想不“创新”都做不到,问题是这种“创新”与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有着太大的差距。当然“创新”并没有严学章所谓的“标准”,创新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不会有一个现成的、人为的、一成不变的标准。没有不变的传统,也没有与传统无关涉的创新。真正的、优秀的艺术传统之所以被作为传统绵延至今,正是因为其中有丰富的创新因子。真正的、优秀的艺术创新也必然是脱胎于传统之中。只有这样才能构成二者的辩证关系,这个命题才能成立。颠倒二者的关系,非但不具有实际意义,连理论价值也不具备。传统是人类现代生存的基础,传统是现代、是创新首先必备的条件,按照一些哲学家的解释,“传统之所以是必须的,是因为‘人是一个具有语言的存在’,而一切理解与解释都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但这并不是说,语言仅仅是理解的工具,其实质乃是语言是‘储蓄传统的水库’,在此意义上,它本身就是传统。传统不是脱离当代而独立存在的……”(《学术月刊》1994年12期,潘德荣《伽达默尔的“传统”理论》)力求在传统基础上创新,应当说是当代书画艺术创作的主流,否认在传统基础上创新,而倡导“在创新基础上解构传统”,不过是解构、颠覆主流创作的借口而已。看看一些被西方金钱与政治收买而丧失良心与人格的所谓“现代艺术”家,以亵渎祖国和侮辱中华民族的表演来“解构”,颠覆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与民族尊严,就能知道一些打着“现代”与“创新”旗号的败类贩卖的是些什么货色,就在发表严学章文章的同一期《美术报》上,陈履生先生在《当代艺术中的三聚氰胺》一文中就揭露了“当代艺术家则将政治成为谋生的一种手段,用政治的添加剂来消解艺术,尤其是像这样的当代艺术中的三聚氰胺,危害到了国外,也丢脸丢到了国外。”“这种运用调侃国家领导人而获得某些人的掌声、喝彩的手法,在近20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屡见不鲜……”我想,任何一个有着些许爱国之心的中国人,对那些甘心充当文化汉奸的人都会报以鄙夷的眼光。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重要思想源泉,是维护民族文化安全与民族艺术健康发展的根系所在。当代书画艺术主流体系正是这个价值体系与根系的体现者与护卫者。价值判断要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展现学术关怀。如何看待当代书画艺术主流体系,对其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存在的不足甚至缺陷如何认识与评价,基本上可以确定一个人的观点和立场,而“等于零”一类的绝对否定思维是一种偏执思维,“等于零”一类的理论表述是一种不顾基本事实的自言自语,也许就是一种刻意的歪曲。这种思维和理论与创新毫不相干,是一种有违于学术与艺术的致思方式。说得尖刻一点:不过是一种缺少理论价值的谑戏而已,批评倘若沦落至此,则真的要“等于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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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报 争鸣 00035 批评不要成为谑戏的话头 □李庶民 2009-2-7 48256DEA008181F54825754500169DD5[]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