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夏图》上“文徵明”题诗考

　　一、《考辨》、《质疑》两篇文章虽分别就《消夏图》的风格、线条、印章等问题展开了论述，但对该图上的“水拥红妆绿玉流，云摇翠雨竹千头。未夸清景堪夏消，更爱凉声独占秋。徵明题”确系文徵明手笔的看法是一致的，然而以笔者愚见，《消夏图》上的题诗“水拥红妆绿玉流，云摇翠雨竹千头。未夸清景堪夏消，更爱凉声独占秋。”不合七绝的平仄韵，信非文徵明的诗作。这一问题可能无须详解便可看出，作为考辨者理应清楚这一常识性的硬伤。

　　《考辨》之所以“误作文徵明《消夏图》”是因为坚信以上的题诗是文徵明所作，而且称之为“好诗”。有趣的是，《考辨》对这首平仄不合的诗还有一番煞有介事替“文徵明”改诗的“研释”：“我们不晓得文徵明题诗时的客观情况如何，……还有，从诗意看，‘翠雨’似作‘翠羽’为好。”我真佩服《考辨》者的丰富想象力，竟然道出“从诗意看，‘翠雨’似作‘翠羽’为好。”将青翠的竹林比作“翠羽”，也是一新的诠释吧。

　　稍有语文知识的人都知道“翠雨”一词是指碧竹，正所谓“青翠欲滴”是也，故历来诗歌、散文中多有“碧竹翠雨”一词。历代画家画竹，每每题写“翠雨”，画家吴毂祥就曾经以丛竹、远山为题材画过一幅《空濛翠雨图》，图中题诗首句便是“空濛翠雨湿琅玕”。又，毛泽东曾作《七律·答友人》，句中就有“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楚辞《九歌·湘夫人》首句为“帝子降兮北渚”。翠微（微，小雨。）：指满山沐浴小雨的斑竹。而《消夏图》中“云摇翠雨竹千头”句意正符合该图所描绘的景物。如此，足见《考辨》者“从诗意看，‘翠雨’似作‘翠羽’为好”的纠正之说恰恰反证了其对“翠雨”一词的不解。

　　此外，还有一个常识性问题我们要明白，即：如果《消夏图》确系元代画家王振鹏的真迹，作为有修养的文徵明如果觉得有必要在该图上题诗，想来一定是毕恭毕敬且沐手恭跋的，断断不会“信手拈来”从而导致将“消夏”一词写成“夏消”，及至发现这一本不该有的错误后还来了个更正符号“√”，但审视其勾画的痕迹，却显得非常油滑和小气。类似的更正符号在文徵明自己的书画作品中也曾出现过，但那符号却勾画得很大气，如同在写一个笔画。

　　二、至于《考辨》者对《消夏图》上的题诗称之为“字更好”，抑或是其囿于对文徵明书法的认识不清。

　　在我看来，《消夏图》上题诗的笔触习性与文徵明的笔触习性显然是不合的。

　　文徵明作为“吴门画派”的领袖，其“出身”是名门，“血统”极为纯正。大致说来，文徵明书法初法乡贤李应桢，得李氏工稳转换、疏密向背结体之堂奥。故其法书谋篇稳中寓奇，用笔时逆时露，行笔疾缓自然，笔势稳健，形成了笔锋多显露且富飘逸的纯正气息，而这气息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究其原因，是因为文徵明对其笔下的每一起笔、每一行笔乃至每一转折的处理都极为认真、凝练、犀利、精到。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说：“待诏小楷、行草，深得智永笔法，大书仿涪翁（黄庭坚）尤佳，如凤舞琼花，泉鸣竹洞。”

　　通读文徵明一生的书法作品，虽风格因师法智永、苏轼、米芾、黄山谷、赵孟頫等诸家风格由锋芒毕露到渐次收敛，然其故有的俏丽、秀雅、劲健，于出锋处寓温婉于刻厉之中的气息一直贯穿在他的作品里。及至晚年，文徵明的作品无不笔笔工整，其锋颖凝练的风格即使是其90岁时也是非常精到，这在历代书法家中是极为少见的。因而，文徵明的书法艺术与他的诗、画艺术一样，当是明季之翘首。以一丝不苟来形容文徵明书法的用笔、行笔、收笔，当是最恰当不过的。

　　鉴定一幅字的真伪，首先要审视这幅字的整体气韵是否顺畅，是真迹，其气韵必是畅达的，气息是纯正的。但是，《消夏图》上的“水拥红妆绿玉流，云摇翠雨竹千头。未夸清景堪夏消，更爱凉声独占秋。征明题”短短三十一个字，却显得气息松散。具体到题诗中的字，我们不难看出其起笔、行笔、收笔都没有文徵明那种凝练、犀利、精到的风神；加之笔力不济，线条显得极为浮滑和纤薄。现拈出题诗中的几个字予以辨析：

　　如“水”字第一笔就不类文徵明，写的非常呆板乏神，检读文徵明的“水”字写法，那一竖勾写的极为用力，在文徵明的笔下那一勾（虽然有短勾也有长勾）是全字的精神所在，几乎没有省略和马虎过，而题诗中的“水”字却舍去了那一勾；整个字的笔画了无爽利、俊俏的笔意，更缺乏文徵明特有的极富粗细、轻重的转折变化；“绿”字，纟旁的结体很拘谨，没有文徵明习惯的爽利和开张，缺乏一种遒劲；“录”部的结体也与文徵明真笔迥然有异；雲字的用笔和使转最能暴露作伪者的痕迹，盖因用笔无方，且其提按使转成僵死状，了无文徵明那种洒脱、轻盈、圆活的意趣；“翠”字系行草写法，然而题诗中的“翠”字却将“羽”字写成行书状，与下面的“卒”行草写法不合；“千”字略好，但提按和收笔不合文徵明的习性。

　　据此，或可能断《消夏图》上的题诗既不是出自文徵明之口，也非出自文徵明的手笔。

　　“王振鹏印”考

　　关于《消夏图》上的“王振鹏印”，《考辨》一文有这样的叙述：“我一直把这幅画当作文徵明的作品，或者是‘文、唐合璧’。一日，我辨出左下角竹石边一阴文章为“王振鹏印”，才弄清此图的真正作者是王振鹏。”对《考辨》一文的叙述，我以为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考辨》在其文章的开头就点明了《消夏图》（“签条上赫然写着：‘明文徵明消夏图真迹’”）是其“1949年4月”以“三十块银洋”得之于南京街头。得到该图后，《考辨》者的鉴赏是非常仔细的，如：此画为绢本中堂，顶天立地，修竹二十竿，千枝万叶，全用双钩。竹丛左密右疏。密竹中露平地一角，有一木榻……

　　以上对画面物象乃至细节的描述可谓细致入微，我不理解的是，《考辨》者如此的细致如何就发现不了画幅左下侧的那枚红色的“王振鹏印”呢？从整个画面仅有的三枚旧印来看，“王振鹏印”的可见度并不比“文印徵明”“徵仲”两枚印章差呀。此是一。

　　《考辨》者又云：“1954年，潘天寿、吴茀之两位大画家到我家赏画……当我推开文徵明《消夏图》时，他们眼睛一亮，看得很仔细。吴先生站起来，走到边上看。潘先生沉吟道：“此画很好，但画石纯用小斧劈，不是文徵明的笔法，应该是唐伯虎的作品。”吴先生笑道：“能得文、唐合璧，岂不更为难得！”就此，我不得不请教《考辨》者：从1949年到1954年，时间的跨度是5年，在这5年的时间里“研释”“明文徵明消夏图真迹”，难道对“王振鹏印”都是失察遗漏？此是二。

　　《考辨》者再云：“……说来实在好笑，我获得此图时，才二十出头，画史知识有限，还不晓得王振鹏是什么人。何况这幅画的标签上写的是“明文徵明消夏图”。我猜想盖在左下角的只是收藏者的印章，现在此画已为我所有，自然该盖上一个我的印章。”

　　从以上的记述来看，《考辨》者“二十出头”获得此画时就发现了“王振鹏印”，只是“还不晓得王振鹏是什么人”——“我猜想……只是收藏者”。这说明发现“王振鹏印”和加盖“我的印章”是在“1954年，潘天寿、吴茀之两位大画家到我家赏画”之前。我不明白的是，既然自知“画史知识有限，还不晓得王振鹏是什么人”，为何不乘潘天寿、吴茀之两位先生赏《消夏图》的机会请教一下？王振鹏是何人，这对潘、吴两位教授来说，应该是脱口而出的事呀。此是三。

　　到此，我们或可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考辨》者就“王振鹏印”的叙述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考辨》者并没有就其由“我一直把这幅画当作文徵明的作品，或者是‘文、唐合璧’。”亦即“误作文徵明《消夏图》”到“一日，我辨出左下角竹石边一阴文章为‘王振鹏印’，才弄清此图的真正作者是王振鹏。”说出一个在鉴定意义上有足够说服力的理由。我们总不至于认可《考辨》者“误作文徵明《消夏图》”仅仅是依据图上有文徵明的题诗或是标签上有“明文徵明消夏图真迹”的字样？继而再接着认可《考辨》者最终确定“此图的真正作者是王振鹏”的理由也仅仅是“一日，我辨出左下角竹石边一阴文章为‘王振鹏印’”吧？

　　《考辨》者在其文章里对“王振鹏的存世作品”、“《消夏图》的风格、水平”、“对此图的总体感觉”的讲解，也实在过于牵强附会。至少《考辨》者的所谓“……《消夏图》作铁线描。其实，王振鹏于衣褶众体皆能。《姨母育佛图》与《伯牙鼓琴图》也不同，用铁线琴弦描而又似颤笔水纹描，我想这是用于佛像而特定的。总之，用什么衣褶与人物身份以及尺幅大小、周围环境都有关系。用于《消夏图》，当以铁线描最为恰当。”也太想当然了。倘若《考辨》者没有“辨出左下角竹石边一阴文章为‘王振鹏印’”，还会有“王振鹏的存世作品”、“《消夏图》的风格、水平”、“对此图的总体感觉”的内容吗？标签上的“明文徵明消夏图真迹”、图上有“文徵明”题诗以及还有“潘先生沉吟道：‘此画很好，但画石纯用小斧劈，不是文徵明的笔法，应该是唐伯虎的作品。’吴先生笑道：‘能得文、唐合璧，岂不更为难得！’”怎么没有引发《考辨》者的“文徵明、唐伯虎的存世作品”等内容的讲解？

　　《质疑》者对《考辨》一文的研读是颇为认真的，因此对《考辨》一文“辨出”“王振鹏印”并由此引发的穿凿附会提出了质疑：

　　再说《消夏图》“左下角竹石边一阴文章为‘王振鹏印’”中的“王振鹏”，在我国古往今来姓名“王振鹏”者可以说多得难以数计，这也可以说是常识。

　　此说在理，古往今来姓王名振鹏者绝非仅仅元季画家王振鹏一人。《质疑》者对“王振鹏印”有一番辨析：“……《消夏图》上的“王振鹏印”来看，该印系白文，有仿汉白文印遗型，但笔画的线条较粗，且规整、平稳有余而难见质朴自然之致。了解了元代印章的渊源及嬗变过程，并较诸元代印章的风格特征来看，该印章的印文篆刻的风貌特征可以说与元代中叶的印章了无关涉”。

　　我认为《质疑》者以上的分析是有见地的，该印绝非元代之物。然，从该印的配篆、章法、用刀的气息来看，最远也就是上世纪民国时期的海派风格，上不了清代。该印的主人，倒符合《考辨》者所说的“我猜想……只是收藏者”。据此，该印钤于《消夏图》的时间当晚于“文徵明”题诗，而这也正符合《质疑》者所说“在文徵明为《消夏图》题诗之时，该图尚是一件无款题、无印章的作品。”问题是，《质疑》者看出了“王振鹏印”非元季之物，却没有看出文徵明题诗之伪，这应该是《质疑》者的一大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