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27日，由文化部和全国美协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在北京苏联展览馆开幕。共展出国画、油画、年画、连环画、宣传画、漫画、版画、雕塑、插图、水彩、素描、速写等类别的美术作品900余件，它们是从4000件应征作品中评选出来的，作者有600多人，是新中国美术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美术展览，《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称这一展览“集中地表现了我国建国以来全国美术家们的创作成绩”。在这次展览中展出了李斛的中国画《工地探望》和《毛主席您是我们幸福的保证》，其他重要的中国画作品还有关山月的《新开发的公路》、张雪父的《化水灾为水利》、蒋兆和的《小孩与鸽》、周昌谷的《两个羊羔》、石鲁的《古长城内外》等。尽管这个展览整体上是好评如潮，可是，来京参观这个展览的专业美术工作者却提出了一些批评的意见：“蒋兆和、石鲁、李斛的作品中，人物脸部也都是不适当地运用了‘西法’，给人以一种龌龊的感觉”，还有一些人“不承认李斛的‘工地探望’与宗其香的‘突破碾庄’是‘国画’，而是西洋水彩画。”

　　如果说对于李斛等的批评意见是来自一般群众的看法，那可能会理解为新法还没有为群众所接受，但经由《美术》杂志记者所采写的“专业美术工作者”对作品的意见，则反映出中国画在改造中融合西法的问题，至少说还不完善。这之中所反映出的文人与现实、国画与西画之间的矛盾，是自本世纪初以来一直延续到当下的老问题，同时也反映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的国画改造中的新问题。

　　早在1946年，李斛在重庆举办个人画展时，他的老师徐悲鸿就给他以这样的评价：“以中国纸墨用西洋画法写生，自中大艺术系迁蜀后始创之，李斛仁弟为其最成功者。”一般意义上来说，“中国纸墨”和“西洋画法”出现在一个画面中的时候，无所谓可与不可，然而，事情偏偏出在“中国画”这个名称之上，那对其指认的“是”与“不是”却是致命的。如果还原到历史的情境之中，李斛由1952年中央美院水彩画教研组的教员，成为1955年彩墨画系（中国画）的教员，他的身份的转换所对应的50年代中期的“中国画”的氛围，所有的指认都有合乎现实的合理性，好在从那个时代开始对这种指认都可以置之不理。关键是这画的社会意义，“是”与“不是”是次要的。

　　50年后的今天，当“丹青化境——李斛绘画精品回顾展”在北京画院举行的时候，面对李斛的作品，可能再也没有人说他不是“中国画”了，因为历史已经迈出了一大步，现实中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大有人在，相反，年轻人可能会嘀咕当年怎么会那么说。好在今天对于“中国画”指认的“是”与“不是”更不重要了，因为社会大的文化环境比之50年前更加宽松，而社会的宽容度在“中国画”的问题上已经到了突破底线的状况。那么，还保留在即将举办的第十一届全国美展中名列各画种第一的“中国画”怎么办？不知道有关的人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