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有幸考入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今更名为艺术人文学院），也因此有机缘认识史岩先生，但先生那时已是89岁高龄，自然他没法直接施惠于我，可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先生的简朴实在让我读到了做人的真实和做学问的谨严。翌年（1994年）7月，先生阖然长逝，他用一生的简朴留下了两笔重要的精神传承：一是将他收藏的几百件文物捐赠给了中国美术学院，其中不乏多件国家级文物，这也有了当时美术史论系设立“史岩奖学金”的前缘。因为先生没有存款，他坚守的是学术的孤独和象牙塔里的朴实，中国美院作为奖励先生捐赠文物的义举，给先生发了奖金，他欣然拿出一半在他深爱和工作过的史论系设立了“史岩奖学金”；奖金的另一半则留给了年迈的师母徐若屏女士。我后来才知道，师母没有工作，终日陪伴先生做学术研究，至今想到这些，师母总是含泪回忆先生当年在西北大漠石窟的考察和学术研究的艰辛和苦楚。（史岩先生是第一个只身考察甘肃天梯山石窟的学者。从当时的报道可以看到这样的信息：1954年，我国著名美术史学家史岩先生冒着坠入悬崖的危险，腰系绳索，进入洞窟。经过数日对余存的十三洞窟的探察，最终在其《凉州天梯山石窟的现存状况和保存问题》的报告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蒙逊的石窟应该是在天梯山，换句话说：天梯山石窟是由蒙逊首先创凿的，可是他所创凿的石窟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这篇文章的发表，正式揭开了天梯山石窟的神秘面纱，这是唐代以来唯一关于天梯山石窟的最为详尽的记录和报告。后1959年10月，由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为队长、省博物馆副馆长吴怡如为副队长的天梯山勘察搬迁工作队，对石窟进行清理发掘，清理出土了魏、隋、唐代的汉藏文写经，初唐绢画以及文书、契约、佛经、壁画和塑像等珍贵文物。其中，发掘出我国唯一的北凉时期的壁画，后被定为国宝，另三身塑像分别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史岩先生在西北石窟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对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何安丽先生说：浙江敦煌学研究是中国敦煌学发展的缩影。初始阶段，以王国维与罗振玉为代表，重点是对经史子集类写本的刊布和研究；20世纪30年代，贺昌群将敦煌研究扩展到了艺术上；40年代，常书鸿、史岩等从临摹入手，开始对敦煌雕塑、壁画的内容及艺术表现方式进行研究。史岩先生1943年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在此期间,他出版《古画评三种考订》等著作。1947年出版《敦煌石室画像题识》，收录106窟题识940条，是最早的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汇录。利用莫高窟供养人题名和历史文献对敦煌的索、氾、令狐、安、李、张、曹、阴等大姓做了进一步的探索。他也对河西石窟作过系统考察和研究，发表的《凉州天梯山石窟的现存状况和保存问题》、《散布在祁连山区民乐县境的石窟群》、《酒泉文殊山的石窟寺院遗迹》等著作和论文，至今仍是我国敦煌学研究的权威资料。我们现在也能看到史岩先生在敦煌石窟所做的编号，因此，也有人称他为“敦煌学研究先驱者之一”。

　　先生恪守学术的孤独和生活的异常简朴，常常不分昼夜在孤灯下整理中国佛教雕塑资料、在陋室中思考杭州飞来峰石刻的保护与修复等问题。他的《东洋美术史》、《古画评三种考订》、《敦煌石室画像题记》《中国雕塑史图录》（四卷本）和《中国美术全集·隋唐五代两宋》等著述成为研究中国美术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先生弥留之际反复用手比画的八个数字，1、2、3、4·····8，当时很多身边的亲属和朋友都不清楚他的意思，实则是先生学术之心还未了却，原来先生惦记的是他没有完成的八卷本《中国佛教雕塑艺术论丛》。但先生一定泉下有知，中国美术学院在先生遗留原稿的基础上，耗时三个春秋整理出版了厚厚的《史岩文集》。文集出版后，师母带着先生的嘱托，分发给先生曾经工作的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老师人手一册，借此寄托先生遗志，聊表学术之心。这也便有了我此文付梓的理由。

　　《史岩文集》尊重作者和原稿，保留那个时代先生学术考察的原味，图文并茂。文集涉及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先生的学术考察随笔，如河西走廊古窟拾遗（1945年），阳关探访（1934年）、秦代钟铸金人之艺术学的考察（1940年）等；一是先生的学术研究资料，如东洋美术研究、中国传统美术研究，涉及工艺美术、绘画史、佛教雕塑、画像石艺术等，有四川大足石刻研究系列之五、杭州佛教艺术考察与研究、甘肃麦积山石窟雕塑研究、西藏喇嘛教造像研究等；一是先生未完成之遗稿，如《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基础》、《佛教艺术常识》等。

　　该文集的出版，正如该书编辑后记所言：史岩先生是个厚道而实在的读书人，厚道在于对文物保护不断的呼吁，对伪劣修饰而掩压真美的厌恶，实在于不顾辛劳和危险，对雕塑古迹的一一实地勘察、仔细记录，从不耳闻了事。从书斋到佛教遗迹，实践着读书人那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千古老话。“1—8的文件夹里”许许多多的读书笔记和记录卡片，虽未能辑入，希望读者能知道，正是这一存一存的测量、一字一字的记录、一步一步的行程，构筑了中国雕塑美术史的鸿篇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