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7`日，我和阿熊、雨默、刘红四人，由阿熊驾车去甘泉县参加了一个民间的转九曲活动。这种活动在陕北农村已经很少了，今年在县文联刘虎林主席的撺掇下，又在劳山乡的边疆村举办了一次。

　　说也奇怪，今年一个冬天没下雪了，我们一出城天就开始飘起毛毛细雨，雾很大，车走不快，一直到晚上七点多才走到劳山乡的公路上。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们找不到进入边疆村的路口，在公路上打了几个转转，问了几个老汉，还是找不见，最后还是由县文化馆的王锋开车来接，我们才到了转九曲的现场。

　　这是一种民间的祭祀活动，最早的起源已经很难说清楚了。单从现在保留下来的形式看，可能与迎神祈福有关。“九曲”全称叫“九曲黄河阵”，有的地方也叫“九曲八卦阵”，基本图形为横三竖三的“九宫格”，每格为一曲，每曲都有门，每门供奉一位神灵。全阵由三百六十五盏灯组成，象征着来年每一天的平安。每盏灯都绑在一根木棍或玉米秸上，灯的颜色分红、黄、绿三种，红的代表男孩，绿的代表女孩，黄的代表平安。参加转九曲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诉求“偷灯”。所谓“偷灯”就是把灯拿回家，第二年再还回来。之所以称“偷”，主要是因为一些小伙子或小媳妇，怕人看见，不好意思。用现在的话说，是对自己隐私权的保护。整个队伍由一班吹手在前开道，秧歌队紧随其后，民众跟着队伍走。如果脱离队伍很容易迷失在阵中。秧歌队每至一曲之门，便由伞头高歌一曲把守此门神灵的秧歌，其他人跟着应和，直至九曲转完。

　　我们因为在路上耽搁得太久，去的时候人家已经转完了，但村上为了欢迎我们，又“加演”了一场。他们说这在当地转九曲的历史上都是少见的。因为有神灵参与，人就不能随便改变法度。你想转就转，神愿意不？但我们是专门来的，乡上的领导、县上的朋友只好又跟着转了一圈。我看那些扭秧歌的小伙子、小姑娘，敲锣打鼓的老汉，这么冷的天，专门为我们几个表演，心中着实不安，但又忍不住想看的欲望。

　　转完后回到县上吃饭，刘主席知道我爱好陕北说书，又把说书大师张俊功的儿子张和平从延安请来，在席间说了两段。张和平原来在陕北的名声很大，但中间有几年改行做了生意，赔了钱，精神负担很重。这几年重出江湖说书，常常在表演时忘词，但毕竟是老江湖，说唱的基本功仍在，尤其是唱腔很圆，得其父真传。座中有人要他说《十不亲》，他仍旧说得很好。晚上，我要求与和平住一起，他讲了许多他父亲生前的逸闻轶事，并说《十不亲》这个名段就是他父亲的原创，是大师走南闯北、历尽人间百态后的总结。这是我以往所不知道的。我们拉话一直到凌晨三点多，睡下，但不到一小时就被他的鼾声惊醒。好在他的鼾声中间有间隔，我就利用这间隔偷着睡。他的鼾声起了，我就醒了；他的鼾声停了，我就赶紧睡。循环往复，直到早上七点半被刘主席叫醒。

　　在宾馆吃过早饭，刘虎林就拉我到县委的一个小会议室。到会的朋友我大都不认识，有的只听说过名字，围着一圆桌坐定。我先讲了甘泉之所以比延安其他各县文风兴盛的原因：一是因为这里历来富裕。当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吃不饱饭可以“滚南劳山”。到这里的人只要勤快，春上一种，秋天管保有收获。因为植被没有破坏，降水一直比其他地方丰富，地的墒气大，庄稼肯长。人的肚子吃不饱，“为艺术而艺术”就是一句空话；二是甘泉是个移民县份，土著很少。陕北各地来这里逃荒的，打工的，躲避缉拿的，作奸犯科之辈很多。因而，各地的文化能在这里交流、汇聚，并得到发展。一代大师张俊功在这里起家并获得成功不是偶然，因为只有在甘泉，他才能将陕北各个地方的语言精华吸收、利用并融汇贯通起来。

　　陕北的文化、文学要发展，陕北的作家如果真正想有出息，就必须抛弃几十年来的陈词滥调，创造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陕北的，本土的东西。说实话，陕北目前的文学现状令人失望。本土的大多数作家没有将文学当成一回事，不过是图个热闹，混个一官半职罢了。很少有人认真地、踏实地做一些真正富有原创性的工作。大部分人是两眼望天，跨步格外高远，却一点也不知道脚下这块土地的分量。我想，甘泉能出大师，能孕育这么浓厚的文风，与这个地方的文人诚实、好学有很大关系。

　　相对于陕北中心地带的绥德、米脂人，或者略靠西的吴起、志丹、安塞人，甘泉人长得很秀气，说话也柔声细气，不像北面人说话做事都带有明显的“匪气”。这可能跟甘泉的气候湿润有关。这一点我在随后的秧歌表演中看得更清楚。座谈会结束后，刘主席安排我们到街上去看各乡镇的秧歌汇演。甘泉的秧歌很有特点，不像安塞腰鼓，也不像北部其他县的秧歌那么粗犷、豪迈，看得久了你会觉得缺少一些野性，但比其他县的秧歌有灵气。

　　从上午十点半到十二点半，整个县城万人空巷，来看秧歌表演，也使我看到一种恒久的人们追求幸福、快乐的力量。这种力量即使被一时的来自强加的粗鄙文化打断，我想用不了多久它也会自动更正过来的。因为人们追求幸福、快乐的力量是来自人性深处的，与这种民间自发的力量作战就是与人性作战，而与人性作战鲜有不身败名裂的。这就是我在秧歌表演中得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