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圆明园文物在法国佳士得的野蛮拍卖引起国人关注的当口，作为一种文化财产的中国文物再次变得令人魂系梦牵起来，委实添增了一层分外独特的重要意味。此时此刻，再次展读王立梅所撰的《挚爱与奉献——我所参与的中国文物对外交流》一书，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的就不是一种普普通通的阅读感受了。

　　作者曾任中国文物局外事处主任多年，当有机会屡屡站在最直接地感受中国文物的非凡意义的第一线位置上。可是，多少令我还是有些意外的是，作者的践履远远超出了一般行政官员的职业作为。她在书中描述的诸多亲历经验，足可以让读者重新体会中国文物的特殊分量，而其异乎寻常的专业敏觉是其频频发现问题所在的关键。

　　在翻阅文物对外交流的档案时，作者惊讶地发现，三十多年以前，由于前苏联单方面违背协议的原因，当年从北京故宫博物院调拨出来的550件清乾隆时期的艺术品（包括瓷器、玉器、珐琅器以及漆器等）在展览之后并没有按照协议如期送回中国，而是一直滞留在莫斯科东方艺术博物馆和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为此，作者在震惊之余，以国家文物局的名义致函了当时驻苏联使馆文化处，向他们通报情况并希望他们协助了解有关情况，可是，令人意外的是，此份重要的函件却无异于石沉大海，居然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复！时光又过去了二十多年，作者现在依然铭志此事，语重心长地提醒后来者应该在中国强大起来的今天，重新审视这一当年因为历史原因而未能履行的协议，最终让550件艺术品文物完好无损地回归祖国！如果不是作者的切身亲历和秉实叙述，我对这种在战争、自然灾害、人为偷盗以及破坏之外的文化财产的现实处境真是毫无所知，同时，也让我感慨，涉及文化财产的工作真不是专属某一专业领域而已，就像大英博物馆中的“埃尔金大理石”那样，触动的是从民间、学界（美术史、考古学、博物馆学、法学、国际关系学、伦理学等）一直到政界的方方面面。或许可以这么说，什么时候我们关注文化财产的人越多，文化自尊的意识才越是真实。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由于工作原因在海外探访国宝遗珍时，常常触发如潮汹涌般的心绪，真切而又富有感染力。在瑞士苏黎世的瑞得伯格博物馆，作者在阴天的暮色时分站在了二楼的展厅里，四周是几座中国宋代和元代的木雕佛像，其中三尊立佛一尊坐佛。作者静静地凝望，内心的感受跌宕起伏：

　　

　　四尊佛像雕刻得都十分精美，那流畅的衣纹，几乎可以乱真的璎珞，飘动的裙带再加上栩栩如生的面容和睿智的双目，仿佛具有生命一样。尤其是那尊坐佛，优雅高贵的气质，使人不能不对我们先民巧夺天工的雕刻技艺叫绝。我看着看着，似乎从佛像的眼中看到了泪花，听到了要回家的呼喊。我当时真是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痛楚和无奈，我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我不知道她们是何时在何地被人偷盗的，也不知道在何时远离祖国流落到此的，但我知道这几尊佛像已在人世间生活了千余年，不管现在身居何方，她们的根基永远属于中国……那尊木雕坐佛，高贵典雅的面容一直深深嵌入了我的脑海。我常常在睡梦中见到她……

　　

　　这种动情的描述在书中频频出现。不幸的是，作者进一步地注意到，并非所有美轮美奂的中国古代艺术品都能在异域他乡的博物馆中有恰如其分的展示位置。即便是大英博物馆，也不在例外之列。譬如，一座中国古代的立佛巨像，高达十几米，却屈尊在该馆楼层之间的狭窄的天井间，这是一个几乎最不被博物馆参观者所注意到的位置。至于亲睹民族瑰宝上的累累伤痕，作者更感非言语可喻，像现陈列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上面就有一道道令人触目惊心的长裂痕，唐太宗墓前的精彩绝伦的艺术品遭此破坏，不管何人所为，都禁不住令人扼腕叹息。

　　对于海外遗珍的见闻愈多，作者积极谋求其回归的手笔就愈有分量。著名的《淳化阁帖》正是由作者多方设法从一美国友人手中成功购回的国宝级文物，不仅圆了启功先生的一大夙愿，而且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1994年从山东博兴被盗的北齐佛造像，也是堪称国宝的珍品，在辗转进入了日本的美秀博物馆后，也是经过作者的斡旋之后才顺利地回归故里的。无论是亲手购回价值连城的国宝艺术品，还是干预国际拍卖行对被盗中国文物（如河北曲阳五代王处直墓被盗石雕）的拍卖，作者都有可圈可点的作为。

　　当然，作者更为重头的工作是推进中国文化艺术在海外的交流。给我印象至深的是她与1998年在美国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的“中华5000年文明艺术展”的关系。同年，我刚好在哈佛进修，知道有此展览特意从波士顿赶往纽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美国朋友一起观展。所以，算是亲身感受过那次可谓空前难得而又极为成功的展览。展览的具体内容无需再述，我想说的是，这一精彩大展实在是太适时了。前此不久，即1996-1997年，纽约等地有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中华瑰宝”巡回展，其中明显可以嗅出宣传台湾的用意。因而，来自大陆的“中华5000年文明艺术展”就有一种佐证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重大责任，注定是一次必须成功不能失败或显得逊色的大展。偏偏美方的展览策划是赫赫有名的李雪曼。此公对东亚艺术了如指掌，且在美有传奇般的名望。可是，李的这次策划设想却极具“东方主义”的意味，提出了一种对比式的展览设想，譬如，一边是商代帝王的用品，另一边是奴隶的用具；一边是商代的青铜器，另一边是农奴使用的陶器；一边是宫廷的绘画，另一边则是民间的年画……作者完全不怵对方，在坚决不认同这一可能导致一场平庸而且杂乱的展览的策划的同时，提出了此展的精华部分应当是凸显中华文明艺术的整体风采的设想。事实证明，作者的这一据理力争的行为至关重要，因为由此才一步步地向一次效果与意义均难出其右的中华文明大展推进。毫不夸张地说，“中华5000年文明艺术展”至今仍是学界推重和深究的一个重要的展览个案。我是在读完《挚爱与奉献——我所参与的中国文物对外交流》之后，才知道这场如此重要而又如此精彩的展览原来和作者有着这般密不可分的关联，对其敬意也就更为有增无减了。

　　作者如今离开了工作了三十年的国家文物局，但是依然对文物事业、博物馆工作情有独钟。她所主持的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同样是一个奇迹般的平台，一系列高水准的世界艺术大展在这里亮相，不由得令人惊讶和赞叹。

　　我相信，她是有许多的话要说的。这也正是我和所有其他读者一样从现在就期待其《挚爱与奉献》的续篇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