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造假者在针对某位名家真迹母本进行克隆性操作时，往往会视作伪时的各种主、客观情况做出变通性的举动，令人眼花缭乱。“相对克隆”有“款识替换”、“内容删减”、“画面拼凑”与“改变幅式”等数种操作方式，上期我们讲到了“款识替换”，这期再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删减内容”的造假方法。

　　为什么会有做“减法”而不是“加法”的“削减内容”的造假呢？原因非常简单，造假界最怕的是“言多必失”。更何况，若“绝对克隆”的话，一真一假两“双胞胎”一见面难免会露馅儿。再者，无论创作本身或是收藏者眼中的标准都没有硬要约定俗成的认为：一幅书法要写上多少个字、一幅画要画多少的内容才能算是作品，这便就成了书画作伪者可钻的一个空子之一。因此，造假者事实上只要去找他们认为有把握作伪的某名家的某件作品作母本，去克隆其中或多或少的一部分，即使在性质上只类似于片断作伪，那也“够”得上伪作的完成。这样的“删减内容”方式作伪，至少会给造假者带来下述几点的操作便捷与“作伪优势”：一，克隆作伪的工作量与投入成本将不同程度地减少；二，作伪人选用母本的自由度与范围更大，他们基本上都能很容易地得到与该操作手段较适应的母本真迹或影印件，能大大提高造假的效率与成品的数量；三，由于作伪的思路是删减，这样自然就避免了许多造假的漏洞，无形中就强化了仿品的欺骗性；四，由于“子”本与母本的面目被人为拉开，自然就增大了鉴定人辨伪与取证的难度。

　　还有一个选取母本的针对性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在中国书画所有表现题材中，除了山水画以外，其他如书法、人物与花鸟画相对都较“适用”于此种“删减内容”的操作。如某名家某件书法作品原先书写着一首五言或七言律诗，到被作伪时它完全可能只被择取其中的一诗句，甚至于更少的几个字；某件画有数个人物的人物画，当被派作造假的母本后，也许只被克隆其中的一个人物；花鸟画也是大抵如此，比如原作是画站立在一块石头上的一只鸟，前后背景是几丛竹叶若干花草等，最终落实到伪作里可能就是一块石头和一只鸟。要是对名家的山水画施行“删减内容”的作伪，则不易操作。一般来说山水画做画面重新组织的难度较大，较上述的书法、人物与花鸟画要费劲得多，所以被作成此种伪的概率相对低。关于“删减内容”造假的赝制过程，及其从母本至成品的衍变模样，现请大家仔细观摩以下这两幅画，就一定能明白个究竟。

　　擅长画戏剧人物画的大画家关良，他的艺术具有“笔”简意赅，大智若愚的突出特点，因此他的作品就常常被造假者盯上并被大量赝制出“删减内容”成品。（图1）是我多年前目睹到的关良水浒题材作品，原作画有两个呈打斗动态的人物，该画的笔墨、造型极具生动性与拙趣。可就在见到（图1）不久，在某地一画廊中，我意外地发现了（图1）的“相对克隆”本（图2）。到此疑伪画作上，该画的画面尺寸及内容都大大“瘦身”了，它只画出一个像在空地上耍刀弄斧的李逵形象。对照两图可知，作伪者其实只克隆母本原作一半“画”的内容，款识原母本写的是“三打祝家庄一段 关良画”，到了疑伪成品就只剩下少得不能再少的“关良”两字的穷款。凭心而论，（图2）这件“浓缩”型的疑伪成品，它分明达到七八成的仿真程度，实不多见。我不能不叹服当今书画作伪手法的“高明”，难道这不是书画造假“省时增效”之一招？

　　辨识“删减内容”的高仿成品具有相当的挑战性，由于客观上作伪者是“有备而来”，同时伪成品上的破绽也是相对较少，所以只有我们具备了丰富的临场经验与较强的业务素质，鉴定的把握才会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