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十年的宏观背景

　　有关公开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过去10年，中国的GDP增加了约12万亿元，城市化人口增长近10%，相当于10个大洋洲的人口；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了280万公顷，相当于5个上海；而与此同时，耕地减少了250万公顷，相当于1.4个浙江省的耕地；在这10年中，我们看到高速公路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到2007年底，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4.1万公里，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的行车族享受四通八达的畅快的同时，我们却看到广大的土地被破碎，乡土社区被分离，自然过程和生物流被切割；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最后一仓混凝土浇筑完毕，这标志着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主体工程完工，除了建成世界最大的大坝外，中国还有世界上最多的水坝，共计2.5万多座（而美国仅有8700多座），中国地表水系统发生了毁灭性的改变，大量河流死去；1998年中国经历了20世纪最大的一次洪水（长江洪水位最高，尽管洪水总量不是最大），“严防死守”成为妇孺皆知的口号，于是，在此后的10年里，我们看到的是百年一遇、500年一遇的防洪堤牢牢锁住了长江、黄河、珠江和漫长的海岸线；随之，我们又看到长江的白■豚消失了，太湖蓝藻泛滥了，洞庭湖的鱼大片死亡……这10年里，全球气候变暖的阴影笼罩整个世界，并越来越令人毛骨悚然，如果海平面的上升和沙漠化离我们尚远而使我们无动于衷的话，当看到发生在眼前的日益干枯的河流、大面积消失的湿地，日益下降的地下水时，我们的危机感就不再是杞人忧天的了；作为对干旱缺水的应对，我们看到南水北调工程在延伸，不久，将成为中国大地上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横跨南北。从1999年昆明世博会开始，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即将举办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城市的美化运动可谓此起彼伏，我们看到因此而出现的超尺度的公共建筑和市政建设，大马路和大广场，创造了这个时代中国式的城市景观；2006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作为中央一号文件发表，由此，景观巨变的洪流从水、路网络和城市蔓延到广大乡村和大地；而就在此时，发生在四川的汶川大地震，使山川毁容、城市毁灭、道路断绝，恐怖的景观埋葬了8万生命。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大地景观的巨变，5000年未尝有过。景观是社会形态的反映，是社会的价值观、审美观和整体意识形态在大地上的烙印。从这些大地景观格局与过程的巨变中我们也看到，我们始终在学习、在觉醒、在认识人与自然和谐的意义、在领悟生存的真谛。经历1998年的大洪水后，1998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灾后重建、整治江湖、兴修水利的若干意见》，随后，从1999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为改善生态环境作出了实施退耕还林和退耕还湖的重大决策，国土景观因此发生了许多积极的改变；2004年2月16日，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出通知，明确提出暂停城市宽马路、大广场建设，尽管城市化妆运动并没有因此而终止，城市景观却因此也成为国家高层关心的议题；2003年，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并于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会议上写入新的党章，同年，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这是一个执政党首次把“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党的行动纲领，中国大地景观必将因此而翻开新的一页。

　　中国的景观设计学科和职业的建设与发展，正是在上述宏大的社会和经济巨变，及其投射在大地上的生动背景上展开的。在有限的篇幅里，要全面展现这一史诗般的宏大场景，显然比较困难。我只能从个人的经历，类似于一场大剧中的一个群众演员，来回顾一下自己是如何踩着时代跳动的节律，演着自己的角色。

　　十年求索的个人经历

　　国土生态安全和人地关系和谐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不明智的土地利用和城市扩张使大地生命机体的结构和功能受到严重摧残，使大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全面衰退，包括洪涝和干旱灾害频繁、地球生命系统的自净能力下降、物种消失、城市特色破坏等等。10多年来，正是针对中国严峻的人地关系、国土生态安全和城市化等重大命题，我自己及所在的团队进行不断地理论与实践探索。我力图在生态科学与景观、城市及区域规划实践之间架起桥梁，使关于生命土地的科学认识在景观界面上体现为物质空间的结构语言，最终使土地利用及城市发展的规划更科学明智。首先在国际上系统地提出景观安全格局的理论与方法，继而提出“反规划”理论和基于生态基础设施的规划方法论，并全面地应用在国土规划、城市与区域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中，并在多个部委和城市的规划建设决策中起到积极作用，完成多项具国际影响的示范工程。

　　景观安全格局

　　在研究中我认识到，中国人地关系紧张矛盾的解决途径，并不仅仅在量的关系中，而更重要的是在空间格局的关系中，为此，早在哈佛大学就读博士期间，在博士论文中我就提出景观安全格局的概念（Landscape Security Pattern），试图通过建立关键性的景观格局来维护国土生态安全。受中国围棋空间战略的启发，我提出通过对空间中关键性的格局的控制，以高效地保障某种自然和人文过程的健康和安全的设想，即景观安全格局（Security Patterns），后陆续发表在国内外学报上。景观安全格局研究的特点是把水平景观过程作为一系列控制的过程，这些水平过程需要克服空间阻力来实现对景观的覆盖和控制，要达到最有效的景观覆盖和控制机会，就需要占领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元素、局部、空间位置及联系。在中国土地极其有限的背景下，景观安全格局在如何高效地利用土地，特别是对协调保护与土地的开发之间的矛盾具有实际应用价值。1998年以后，又先后主持两项自然科学基金，继续开展景观安全格局研究，并付诸大量的规划实践。这一基础性的方法论探索，为以后关于国土、区域及城市的景观生态规划和生态基础设施网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当然，许多技术性的难题还有待克服。

　　生态基础设施

　　在研究中我们认识到，中国国土生态安全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部门之间的条块式管理和以单一功能为目标的“小决策”，体现在土地上各种生态过程和景观格局被分裂和破碎。为此，在景观安全格局的理论研究和大量城市与区域景观的规划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我和北大景观设计学研究团队系统地提出和完善了生态基础设施概念（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简称EI），用以整合生态系统的各种服务，将各个单一过程的景观安全格局在大地上整合成为完整的景观安全网络，并提出建立城市、区域和国土EI的空间战略。E I是城市及其居民能持续地获得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s services）的基础，这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游憩、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它不仅包括习惯的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而是更广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林业及农业系统、自然保护地系统，并进一步可以扩展到以自然为背景的文化遗产网络。正如城市开发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具有前瞻性的市政基础设施（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等），城市生态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前瞻性的EI。

　　最近北大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完成的国家环保部委托的科研项目“国土生态安全格局研究”，以及北京市国土局委托的“北京市生态安全格局研究”，使我们检验了从国土到区域和地方各个不同尺度的生态基础设施网络建立的系统方法。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推广到全国各地的国土与城市规划中。

　　“反规划”

　　在研究中我们认识到，导致系统性的中国城市生态与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之一，是现行规划方法论和规划体制，就必须对以“人口-规模-性质”为导向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物质空间规划方法论进行全面的反思。现有城市与区域发展规划方法（即“人口-性质-布局”模式），并不能使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生态基础设施得以实施，生态与和谐的理想很难在旧的发展规划模式下实现，为此，我们提出“反规划”途径，并实践了从“逆”的规划方法和“负”的规划成果入手，通过建立生态基础设施，引导和定义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空间发展。该途径强调：

　　（1）一种“逆”的规划程序——首先以生命土地的健康、安全的名义，以持久的公共利益的名义，而不是从眼前的开发商的利益和发展的需要出发，来做城市和区域的土地规划。

　　（2）“负”的规划成果——颠倒城市建设与非建设区域的图底关系，在规划成果上体现的是一个强制性的不发展区域及其类型和控制的强度，构成城市的限制和引导性格局，而把发展区域作为可变化的“图”，留给市场去完善。这个限制性格局同时定义了可建设用地的空间，是支持城市空间形态的框架。它不是简单地“留白”或仅仅是不建设区，而是生命土地完整的关键性结构。

　　（3）综合的解决途径：“反规划”途径试图通过建立生态基础设施——一种保障自然和人文过程安全和健康的景观安全格局——综合而全面地解决国土生态安全问题、城市生态、特色以及形态问题。

　　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可操作的方法和大量案例。“反规划”是中国版的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也是中国当前生态规划的可操作途径。“反规划”一经发表，便在城市与国土规划，文物保护和环境保护领域引起强烈反响。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评论，并引起规划界一些“权威”的强烈抵制和封锁。而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反规划”得到许多地方和部门的广泛欢迎，看到北京的总体规划始于“反规划”，深圳大张旗鼓进行“反规划”，还有台州、东营、菏泽等城市的领导，都在“反规划”中找到了走出传统规划死胡同的路径。在由发改委主持的中国主体功能区的规划中，我们同样看到“反规划”所起的作用。近几年来，建设部从《城市规划编制方法修编》到《城市规划法》的修改，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反规划”思想的影响。最近国土部门的土地利用规划也在认真汲取“反规划”的一些思想和方法。

　　“反规划”宣告了：是景观而非建筑，将决定城市的发展形态和特色；是生态过程和格局，而非人口与社会经济的预测和假设，应该并终将决定城市的空间发展和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