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个好的杂文作者，更不敢以“家”自居。截至目前，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随笔写作和散文创作上。随笔，英语里的“essay”，和中国现代文学意义上的杂文是有很大区别的。英语里的“essay”是把文学、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融合起来的一种介乎散文与论文之间的文体。它有散文文学化的一面，读起来幽默、风趣，引人入胜，即使是讲一个大道理，也不像正经的学术论文那样板着面孔，而是尽量用一种形象可感的文字娓娓道来，令人于不知不觉中就接受了它的观点和论述。这一点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小品文，但它又不像古代小品文那样轻盈，那样感性，那样高超虚玄，它的思维方式仍然是西方学者惯用的逻辑和理性的分析。只是没有套用更多的概念和学术框架而已。但这一点也不表示它可以简化问题的难度，在对待社会、人生以及文明进程中的重大疑难时，它仍然是用学术的方式去解决的。也就是说，这种文体的尊严仍然是建立在逻辑和理性基础上的，只是比学术论文更多地多了一分思想者的热情。这类作品翻译为汉语时找了一个词叫“随笔”。照我的理解，“随”就是“随意”、“自由”、“不拘一格”；“笔”就是“文笔”、“文学”、“文体”。前一个字指的是它的本质，后一个字指的是它的形式。代表性作家有培根、蒙田、毛姆、叔本华等。

　　这种文体与杂文有相似的一面。对照起来理解，“杂”大致上相当于“随”，“文”大致上相当于“笔”。它们都属于一种自由的文体；没有自由，杂文与随笔就都死了。但也有明显的不同。现代杂文——不同于古代的小品文——尤其是经鲁迅锻造以后，基本上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属于反抗者的文体。这种文体主要是用讽刺的手法来批评社会现实以及妨碍我们走向文明进步的陈腐观念的。它在内容上要求是“投枪、匕首”，形式上要求“短小精悍”，故又称“文艺战线上的轻骑兵”；但“投枪、匕首”就免不了意气用事，出口伤人；“短小精悍”就很难归纳演绎，展开论证，摆出三段论的架势迎战来敌。高手如鲁迅因为学贯中西，博闻强记，故将杂文之“杂”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有时也免不了党同伐异，强词夺理。具体办法是将自己掌握的大量古今知识贯通起来，巧妙地利用知识的相关性，来达到揭露和讽刺现实的目的。所谓的“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声东击西、言近旨远”这些杂文家惯用的手段，都是统治者压制言论、大兴文狱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一个好的杂文家就是要找出古和今、桑和槐、东和西、远和近之间的联系。

　　当今的杂文家因为读书太少，知识面窄，当然就谈不到建立知识之间的广泛联系。因而大部分作者——包括国内那些名头很响的作者，做起文章来也只是就事论事，发一通牢骚，讲两句怪话而已。再加上篇幅的限制，也由于缺少理性思维的习惯，杂文就只能是凭一腔道德热情，义愤填膺地说两句大而无当的“正确话”罢了。有的杂文兄弟甚至直接就是靠装疯卖傻、撒娇赌气来吸引读者眼球的。久而久之，在普通读者的心目中，杂文就是“砸”文，它的重要标志就是怪怪地说话，杂文家就是牢骚满腹，见谁都不顺眼的主儿——好像天仙下凡的杨秀清。当然，这些痼疾有的是因为篇幅的限制，但更多的是杂文家自己修炼不够，而非杂文的“原罪”。

　　说到底，杂文是一门级别很高的艺术。一个杂文家要想在尺幅之内表现出深刻的思想、高超的见识，远非一般人想得那么容易。它是对一个作者才、胆、识、具的综合考验。这就是我从不敢以杂文家自居，更不敢专事操持的原因。迄今为止，我发表在杂文刊物上的大部分篇章都是我从自己的长篇随笔里节选出来的，只有极少部分是专门写下的。一些编辑看了之所以觉得它们像杂文，大概是因为我的东西，不管是哪一类，都有一分关注现实的热情和不避刀斧的尖锐。至于读者看了说像什么——是杂文，还是随笔、散文，我的确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就我自己的经验，我看文章，只看对不对，好不好，而从不管它属于什么文体。如果大家都像我这样，事情就变得简单了。至于给文章分类，那是专家教授的事，他们要靠那些东西评职称，我们没有必要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