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纪念王朝闻先生百年诞辰，这不仅对中国艺术研究院，对整个美学界和艺术学术界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王朝闻先生是新中国美学的代表，一位重要奠基者，他也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美术史理论的重要奠基者。

　　除了美学、美术理论，王朝闻先生在其他艺术门类，比如戏曲领域等也有理论研究成果和艺术批评的成绩。他在延安时期开始的艺术创作，如毛泽东浮雕像，后来的刘胡兰雕像等，都是中国美术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至今印在我们的心中。

　　王朝闻先生专注于美学理论的研究，他是中国美学的大家。同20世纪以来国内外的美学大家一样，他有自己独特的美学理论呈现方式和研究方式。但是，他切入的点和呈现的理论形态是与他人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我想他是立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现象和艺术发展的现实，从具体现象入手，由浅入深地展开阐述他的美学思想。在这一方面，王朝闻先生具有独特的研究方式和理论呈现形态，对此我们应该系统地进行研究和梳理，我想中国艺术研究院有这样的责任。

　　王朝闻先生无疑以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式和呈现形态为新中国美学体系的建立贡献了他的力量，他很多具有独创性的思想会在当代的艺术创作和今后的艺术学术研究中体现出来，会在指导中国现实以及未来艺术发展中发挥作用。

　　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跟王朝闻先生接触，当时我在文化部艺术局工作。1981年、1982年的昆曲汇演时值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久。当时的戏剧受样板戏的影响，凝固、僵化的表演大大限制了戏曲本体的表现力。针对这些现象，王朝闻先生在昆曲汇演时作了一个报告，指出戏曲是开放式的舞台表演，要以时空的自由打破镜框式的表演模式。他的讲话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当时对我和听报告的人，都产生了很大的震动。

　　王朝闻先生在戏剧、曲艺多个方面有多部著作，包括晚年出版的《探索》、《再探索》、《再再探索》，说明他对学术的一以贯之的追求。

　　我在中国文化报社工作的时候，《中国文化报》对王朝闻先生有很多的报道。王老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前任负责人之一，他们这一代人对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拨乱反正时期中国艺术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后，也经常到王老家，王老也经常打电话找我。他与我谈的一方面是学术问题，另一方面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在新时期的发展问题。他提出，中国艺术研究院在新的时期，应该将艺术科学大系的编撰纳入重要议程，并要我全力主持这一学术工程。他说：“新时期中国艺术研究院应该贡献新的学术发展成果给世人，我们应该完成这一学术任务。”现在已经过去五六年的时间了。

　　王朝闻先生晚年的《探索》、《再探索》、《再再探索》，就是在九十五六岁的时候，还每天写1000字，这是很了不起的。有次去王老家，9点去谈到11点，我说他太累了，要告辞，他说：“不要走，我休息一会儿，咱们接着谈。”他很累，心脏不好，就去屋子里躺20分钟，又起来谈。他谈现实与艺术以及艺术发展的问题，也谈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建设的问题。今天想起这些往事来仍然感动。我们前辈的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前辈的院长们，对中国艺术研究院发展的关心，一直激励着我们今天这个班子去继承他们的设想，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建成高端的学术平台，使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术真正在中国当代现实的文化艺术发展中作出贡献。这是他们交给我们的一个担子，我们应该挑在肩上，这是我们应该负起的责任。

　　王老这种不断地对学术追求的责任感，以及对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关心，我们应该好好地继承，不仅激励我，也激励我们的班子，努力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术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同时，对王老的学术思想进行更好、更系统地探讨、研究和总结，使之为学界更深入的理解和了解，让他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在当代文化艺术的发展中，有更加闪亮的光辉。

　　今天众多的学者来参加研讨会，我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对各位的与会表示衷心地感谢!也向解驭珍老师表达敬意，希望她健康长寿!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