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美学家周来祥：第一，王朝闻先生把一生都贡献给了艺术和美学事业。当年他走到哪里都带一个小本，看电影、看戏，只要有演出他就带我们去，带着小本跟我们坐在一起。看了戏，对哪个情节有感受，马上记下来。王朝闻先生时时刻刻把他的艺术，放在理论的研究和探索上。我们就在他隔壁居住，一起生活、吃饭、睡觉，几年都在一起，还经常聊天。

　　第二，他虚怀若谷。他对年轻的、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非常关爱。当时王先生是大学者，他写的文章却还拿出来跟我们一起讨论，经常让我到他房间去讨论。我一看他的文章就惊讶，字写得密密麻麻，一会儿这段放在这儿，一会儿放在那儿。他跟我讨论，这个问题放在这儿合适吗？放在那儿合适吗？他举行了很多大的座谈会，发言虽然不多，但是总会反复修改。这种精神，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有次开会，让大家都提对美的本质的看法，王朝闻先生鼓励年轻同志要充分发表意见，当时我在会议前说想谈谈自己的想法。他说你有什么想法？我考虑到中国历来的传统文化都是讲“和”，西方也讲“和”，提出美术是“和”吗？他听了说太好了，明天开会就讨论这个问题，你要好好准备。第二天会上我就讲了，当然没敢讲太多。由于阶级斗争，那时讲和谐有政治风险和学术风险。这个例子给我的感触很大，王朝闻同志给予青年学者充分的机会。

　　第三，理论的呈现方式。王朝闻同志在美学上创造了一个综合化的独特的以体验为基础的美学体系，这个体系有三个特点：一是以他艺术家创造的一面，以他敏锐的、丰富的审美感受能力，艺术鉴赏经验为基础。因为他每一篇文章都是将他看戏、听曲艺、看书的体验中最精华的东西积累在一起。从经验深化到理论，这在美学界是独一无二的。他从哲学上升到美学，以深厚的审美经验、审美体验作为基础。这个特点是他以鉴赏体验为基础提出来的，但是又不同于西方的接受美学。他接受的创造美学和西方美学中的创造美学是不一样的，体验、体验再体验，创造、创造再创造，他的鉴赏是赞赏的，可是接受美学讲的不一样，所以不同于西方。中国美学界应该向王朝闻同志学习，发扬他的精神，学习他的经验，继承他的理论传统，进一步推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

　　原全国人大常委、贵州省文联主席、贵州美协主席杨长槐：王朝闻老师已经走了5年，但是他的影子永远在我的脑海里、在我的心中。为什么？当我刚从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也正是第一次见到王朝闻老师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40多岁，我才20岁。他到贵州美协去筹备即将举办的全国第四届美学会，作为一个学生能见到这样的大学者，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也准备好记录下王老代表中国美协布置的工作任务。但是当我听到王老讲话的时候却并不是想像的那样。他拿着青花瓷杯便讲了起来，讲艺术规律，令我非常感动。当时我对王老的印象非常深，可能有一种缘分，王老对我的印象也特别好，让我陪他下乡，看民间工艺，并到老乡家去聊天。王老对我们晚辈关怀备至，我的成长与他的每一次教导都有关系。有一次下乡他跟我说：“你画什么？你就画贵州的特点。”这句话在我的脑海中印象非常深刻。几年之后王老再到贵阳的时候，看我的画，他说：“行，就这样走，不要去赶人家，要按照你自己的路去走，按照贵州的特点，贵州民族、贵州山水的特点去攻。”王老每一次都给我题词鼓励，至今我珍藏的还不少。当我有一点名声的时候，王老拿着宣纸给我写了一大篇字，并说：“你的名字要改，不要叫杨长槐，应该叫杨长水”。王老确实对中国美学史、美学理论、美学观，甚至包括其他艺术门类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我们这些晚辈学生那种认真的培养态度，让我们感触颇深。我在全国人大开会的时候多次讲，现在招这么多学生谁来管？谁管得了？这个体制不行。但是王老教导我们的时候多认真，他教育我们年轻一辈怎么做学问做得好，怎么做人做得好，是非分明，从不讲假话。有毛病就一针见血地提出来，这种为人师表，我想我们应该发扬。现在有些人写文章说假话，这样不好。

　　

　　中国美术家协会原副主席王琦书面发言：朝闻同志在理论工作上最显著的特点是理论与实际的密切联系。他的理论既联系了艺术创作实际，又联系了艺术现状实际。

　　他在未成为理论家之前，便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创作者，他擅长木刻、漫画、雕塑，他早期的木刻便吸取柯勒惠支的营养，漫画是接近乔治·格罗兹的作风，雕塑是师承我国刘开渠大师的衣钵。他这三方面的才能，本可以创作出许多好作品，成为一位很优秀的创作家。可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理论工作也很重要，而愿意搞理论的人却如此难得，我们不搞又等谁来搞呢？”所以，工作的需要把他推上理论家的位子。由于他先有过一段艺术创作的经历，使他熟谙艺术创作的规律，深知艺术创作的甘苦，这都是作为艺术评论家必须具有的基本功。朝闻同志撰写许多评论画家和作品的文章，能有那样深入细致的分析、判断，具有令人信服的说服力，其奥妙正在于此。

　　朝闻同志作为一位专门的艺术理论家，不是一头扎在书本堆里，而是密切关注着当前美术运动发展的趋势，关心艺术创作的倾向和现状。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与解放区的画家们一同工作、生活中，收集了大量解放区画家们的创作生活、思想、经验等方面的资料，从中去发现问题，经过自己的思考，写成文章，他的第一本文集《新艺术创作论》便是这些文章的汇编。上世纪50年代初期，朝闻同志在中宣部文艺局和《美术》杂志工作的一段时期，他密切关注着国内外美术现状的发展和演变，写了许多联系当时实际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收集在他先后出版问世的《新艺术论集》、《面向生活》和《一以当十》3本著作里。这些著作都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范本，也是研究这个历史时期艺术发展情况的重要参考资料。

　　朝闻同志崇尚“真、善、美”，反对“假、恶、丑”，这种精神一直贯穿在他一生的理论实践中。他前后一致、表里如一，从不见风使舵、左右摇摆，这是一位正直的求真务实的理论家的可贵品格。所以，他在各个历史时期，能避开各种不正确思潮的干扰或影响，坚定不移地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

　　在这样一位可敬可佩的哲人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要怀念他、学习他，把他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成果发扬光大，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贡献。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陈醉：王老对我的影响确实很深。我这辈子有幸在国家拨乱反正的关头，作为第一届研究生成为王老的入室弟子，我们荣幸地戏称自己为“黄埔一期”。王老是共和国文艺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的《新艺术创作论》指导和影响了几代人。他在改革开放以后更是焕发了青春，很多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的国家项目，都是由他主持的，其中一项就是《中国美术史》，此外还有作为个案研究代表的《八大山人全集》，这是关于八大山人最权威的研究成果之一。这一大批作品都代表了王朝闻先生以及以王朝闻先生为代表的这几代学者的艺术理论、科研理论的重要成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王朝闻先生的去世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今后像王朝闻先生这样的学者，我觉得很难再有。第一，他是由创造实践工作介入艺术科研工作的；第二，他是由一个爱国青年投奔革命，在革命的队伍中接受革命的锻炼，最后进入艺术理论的研究；第三，他有多方面的修养，基本上从文学到大艺术他都有涉猎；第四，他工作的极端勤奋。这样一位长者，我们要学习他。

　　另外，他有很大的容量和很深的鼓舞情怀。古人说的鼓舞情怀在他那儿体现得很深，他那种海纳百川的容量也很深，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非常深的钻研，但他对新的东西、对现当代出现的一些现象，也未必比年轻人知道或者看到的少。王朝闻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把这些东西都消化到了肚子里。他的文章是非常平易近人、深入浅出的。他给我们讲课的时候，讲到某些观点的时候可以信手拈来，思路很广。

　　他的勤奋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作为他的学生，很少去打扰他，但是只要我们一去，他就跟我们讲很多，解老师有的时候就给他“刹车”。记得最清楚的，我曾经在文章中形容过他的工作室，就像宇航员的座舱一样，地上、天花板上都是书，很可惜没有拍下照片。一直到最后，他还在工作，直到95岁。最后一次见面时，王老还问能不能给他派一个助手，帮他打字。但很遗憾，他这么快就离开了人世。

　　

　　中宣部文艺局原副局长荣天屿：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陈云同志的倡导与支持，苏州评弹在南京演出，这一朵艺术之花以精湛且富有魅力的说表弹唱，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媒体纷纷加以评说，使许多过去很少接触评弹艺术的同志，都说评弹艺术的美妙。在这一过程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王朝闻同志发表的长篇文章《听书漫笔》，当时这篇文章非常受重视，相继刊登在我国最权威的理论刊物上。这篇文章是王朝闻同志开创艺术美学的先河之作，他不是一般地评点作品取得了哪一成果，而是从美学的视角，以评点演出的优秀成果为例探讨了评弹，又不仅仅是评弹，涉及多个方面。

　　王朝闻同志在90多岁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留下了20多卷的著作，是给我们这些后辈留下的最宝贵的文化财富。而与王朝闻先生关于美学问题的交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教颇深。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学教研室主任杨辛：王朝闻同志研究美学，能够把审美的敏感和哲学的深度高度地统一起来。审美敏感就是王朝闻同志在审美方面有着非常敏锐的感觉，这种敏锐的感觉是以经验为依据，是长期发展的一个结果，是一种经验的反复积累。他分析作品时，能够抓住一些动人的细节，能够从很微小的地方发现一些很深刻的东西。不管是艺术还是自然当中的现象，他都能从一些很平凡的东西中发现很深刻的内容，发现一些深情的东西，这种素质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再一个是哲学的深度，王朝闻同志的学术研究是充满辩证法的，刚才谈的《艺术创造论》，毛主席看了之后曾经说过这里边充满了辩证法。有很多问题，特别是后来美学研究当中，有关审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都有着很深刻的见解，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就事论事上。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钱绍武：我举两件事情，一件是王朝闻同志担任美院教务长的时候，举办了一个比赛，有很多人来参加。当时我很荣幸地被他作为“反面教员”提了出来。当年在杨辛同志的带领下，我们参加反内战的大游行。后来我糊里糊涂地当上了美院学生会副主席、主席，又当上了北京市的代表，当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毛主席亲自接见。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学生运动中要使用的学生火炬，被王朝闻先生抓到了，说这样的创造恐怕不行，这叫做概念化，这就是标语口号化。

　　这给我一个深刻的教育，也就是说应该走什么路子进行创造。后来一个特殊的机遇，我忽然被选拔去留学前苏联。在前苏联的6年，我俄语不好，看俄语书也很困难，一直陪伴我的最主要的理论便是王朝闻同志的《美学艺术方法论》，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应该说它有最好、最清楚的图片，有很多很出名的作品、照片，前苏联也没有很深入的介绍。王朝闻同志在这本书里头，把最根本的生活和艺术的联系，生活和艺术的不同之处，或者说如何进行创造，包括这种概念化的一些问题，都作了深刻而充分的分析，使我一辈子都记得非常清楚。

　　

　　浙江艺术研究所艺术研究室主任、《浙江文化报》副主编李尧坤：王老是我国美学、文艺的奠基人，美学大师。他的人品、艺品都堪称楷模。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沈祖安老师安排，在杭州与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娄阿鼠的扮演者王传淞先生有过几次交谈。我专门学习了这两位艺术家的谈话，他俩的谈话是妙语连篇，以浅显生动的语言对中国艺术体系做出了深刻的解读。王老在谈话中兴致勃勃地谈到他对第一场里边的娄阿鼠杀尤葫芦印象深刻，对他表演时的那把刀紧抓不放，认为娄阿鼠不是一开始就要杀他，是被动的，所以一直追问这场戏是怎么演的。王老对戏曲的层次和层次化、形式和形式主义等都发表了很精彩的讲话。什么是形式美、什么是形式主义，真正的表演艺术家都是活生生的，都是从人物当中来的。从王老30多年前的讲话、论述中，我想到目前正在开始实施的中国戏曲表演理论建设的规划，文化部也开了会，要建立戏曲研究的理论表演体系。我认为王老为中国戏曲美学、探索戏曲表演理论体系进行了不懈努力，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董锡玖：王朝闻先生的高尚品德使我们舞蹈界受益匪浅。今天我带了29年前我们《舞蹈艺术》创刊的时候，王老写给舞蹈研究所的一封信，带这封信来是缅怀王老对我们舞蹈界的关心。

　　我们自己承认舞蹈界是一个弱势群体，却得到了王老的特别关爱。当时美术所、电影所、音乐所、戏曲所都是积累深厚、人才济济，但是我们舞蹈所是年龄比较轻、资力比较浅，尤其是搞实践的多、搞研究的少，所以我们是一个很虚心的研究所，是一个小弟弟、小妹妹。但王老不这么看。我跟王老说我们要创刊，王老就写了一封信，说你们创办一个舞蹈艺术刊物，这不只是你们自己的需要，也不仅是从事舞蹈艺术的学者的需要，而是大家都很希望舞蹈界出一本书、出一本刊物。这对我们是多大的鼓励！

　　他提醒我们不要缺乏自信，不要那么心虚，相信我们可以做好。他还对我们说，你们的题目都是小谈什么、浅谈什么，从题目上看出你们是很谦虚，但太不自信了，你们有实践，只要努力就可以。王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的心理障碍。之后我们大胆地去做，我们有一个编委会，都比较年轻。从1980年第一期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从1980年办到1994年，共办了49期，这个刊物在全国是受欢迎的，也培养了很多舞蹈界的人才，对王老也是一个告慰。今天我在这儿缅怀王老，王老这样一个大师那样地扶持一个弱小群体，给我们鼓励，增强信心，我觉得所有的大师都有自己的高贵品质，令我们受益匪浅。

　　

　　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我们书店正在安排出版王朝闻先生的两本专著，一本是《接受美学》，一本是《雕塑美学》，书的出版可以更加弘扬王朝闻先生的美学思想。我们正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合作，隆重推出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艺术科学总论》。出版这套丛书也是王朝闻先生生前的愿望，我们将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通力合作，把这套书出好，以此来告慰王朝闻先生。

　　

　　《瞭望》周刊副总编辑陈四益：我带了一本书，王朝闻老师的《新艺术创造论》，1953年版的，当时我买了这本书，后来就喜欢上了他的书。这说明王先生对年轻人的影响之大，受影响的不只是我，当时在系里讨论做学问走什么道路，有人提出两条道路，一条叫“姚文元道路”，一条叫“李希凡道路”。“姚文元道路”要投入战斗，“李希凡道路”是书斋学者式的道路。这两条路让我们选择一条，最后讨论结果是寻找到第三条道路，叫“王朝闻道路”。为什么？因为当时大家觉得我们的文学评论、艺术评论好像都是拿一个现成的框子往艺术上套，合的套，不合的就删除。而王朝闻先生的文章，是从大量的艺术实践当中，从成功或失败的艺术实践当中来总结艺术创造的规律。当时的青年学生都很喜欢王朝闻先生的文章，不单是学生，老师也如此。

　　那时，我没见过王朝闻先生，但是心向往之。到北京之后，记得在东四的时候，向王先生约稿，王先生就说：“我叫王朝（zhao）闻，很多人叫我王朝（chao）闻。”意思就是在“敲打”我们，应该问一下，否则容易弄错。后来他坐下来说，他们（指出版社同志）现在不让我改稿子了，要出版的时候，出版社把小样送过来给我看，我改了之后让他们送过来我再改，改得多了，最后出版社不让我改了。王先生很严肃地说：“我情愿他们把我稿费全部扣了，也不能不让我改。”王先生又说现在他已经成废物了，我说：“您的作品影响这么多的年轻人，很多人都想得到您的指教，您怎么会成为废物呢！”王老师就说那是叫废物利用。原来有很多年轻人想办画展、办画社，请王老师写点什么，王老师认认真真去写，有鼓励也有批评，但是最后画展上留下来的话都是王老师说的一些好话，批评他们的话都被删掉了，所以王老师说他被“废物利用”。他对当下的艺术风气很不满意，但仍对青年抱有很大的希望，希望他们在艺术方面有更大的成就，不要只是为了急功近利，去利用前辈学者。

　　浙江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沈祖安：作为王朝闻同志的学生和老朋友，我想说几句。王朝闻同志待人很宽厚，他的宽厚表现于不但能够理解别人碰到挫折的心态，也能够容忍人家在工作中的失误，并且都是用热情来对待他们。有一次到杭州龙井边的六通寺去住，前面带路的车因故和我们失去联系。我们到了灵隐寺后，天黑乎乎的看不见，这时来了一个海军女同志，长得很漂亮。我们问她六通寺怎么走，她说就在前面，我带你们去。车开了一段时间，到了一个灯光很亮的地方，我们一看是海军医院。女同志说：“对不起，我到了，你们再往前问一问吧。”我们几个人很生气，心想解放军怎么这么对待我们。这时候王朝闻先生说话了，他说这么晚了，一个年轻女同志保护自己是正常的，我们不要去曲解她。从这些小地方都可以看出王朝闻先生的个性。因此，我对现在屏幕上的这张照片有一点小小的遗憾，照片显示出了朝闻先生的学者风度，却没有显示出他那幽默风趣的性格。

　　朝闻先生在一篇文章上总会有几句很精彩的话，这就是他的文风。他很少用华丽的词，新潮的词他不用。比如现在茶文化很盛行，流行“以茶会友”。当时有人采访王朝闻先生，说现在很多名家都讲喝茶的要领，第一要有好茶叶，最好的茶叶；第二要有好水，要泉水；第三是要有好茶具；再一个要有优雅的环境。最后记者问王朝闻同志有什么高见。他说他不懂喝茶，只会牛饮，不会品。喝茶固然喝的是好味道，但必须有一个好心情。如果心情不好，好的茶、好的水照样喝得没滋味。后来《人民政协报》发表了一篇王朝闻谈喝茶的文章，我记下来其中一句话：“你没有好心情，脑子里想得很复杂，再好的东西都没有滋味”。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裘沙：王朝闻非常支持我研究鲁迅。我画鲁迅的时候，他让我先研究透了鲁迅再画。这一要求，使我到现在还没有研究完。鲁迅先生给我很深的影响，我觉得王朝闻是中国美术理论界、艺术界继承鲁迅思想的接班人。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我感觉到我们应该好好发掘一下鲁迅和王朝闻这个课题。现在对鲁迅的研究、美学方面的研究，使我们对他的某一方面的研究比较透彻。但是，对鲁迅的研究应该是方方面面的，但现在没有人能继承，真正能继承的是王朝闻先生。我感觉到，中国化的马克思的文艺思想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实际上，我现在正按照王朝闻给我的启示从研究鲁迅入手，以告慰王朝闻先生的在天之灵。作为一个画家，关于鲁迅的书我已经出了5本，根据王朝闻先生给我的指导，我把鲁迅的思想做成壁画，利用一个大厅，把整个的鲁迅思想概括出来，这都是王朝闻先生给我的启发。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佟景韩：我1954年就认识了王朝闻，1957年跟他一起到前苏联，1961年和杨辛一起参加美学编写组工作，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我有幸和“美协黑班子”（华、蔡、王）同住一处牛棚。我和他们三位一样，享有“单间”的待遇，但是当时他们都给我很多鼓励，有的时候甚至悄悄说一句话：要忍住。因为他们很有经验，知道我有时沉不住气，很心慌。“文革”后，王朝闻同志搬到红庙我与他同住一个楼，一直到他搬离红庙，我经常去他那儿请教。所以王朝闻对我的指导、帮助比起现在一个博导带几个博士生的指导要多得多，现在的博士生甚至很难见到博导的面，我那时要幸福得多。

　　朝闻先生最早的4本书：《新艺术创造》、《新艺术论集》、《面向生活论艺术》，以及上世纪60年代的《喜闻乐见》，在成书之前，我都从报刊上读过。他的文章影响了几代人。我1949年才16岁，抗美援朝当志愿军，都离不开文艺理论学习。后来在我的工作岗位上，我所依靠的就是王朝闻的理论，而且这些理论在我的头脑里形成很深刻的印象。

　　王朝闻给我的感觉，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时时刻刻不会忘记的，叫做民主的形式、大众的方向、社会主义的内容。新艺术，新就新在这里。在社会主义之前，有资本主义阶段，有封建主义阶段。人们把社会主义看得很狭窄，于是造成有些人的思维、视野就狭窄，所以一个所谓的新理论出现，好像就会使一些人的理念发生动摇。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少白：王朝闻同志是我的忘年交，我跟他有30多年的交往，当然这应当感谢解驭珍老师，有很多电话我打过去，首先得通过她这一关，她总是给我开绿灯。

　　王朝闻先生对于电影研究生教育做出过一个关键性的贡献，这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电影研究生教育和舞蹈是同时申请学位授予权的，当时他是负责此事的副主任，首先要进行初审，是在1983年开的会。这一次很顺利，电影界的很多初审会的成员都到了。但是具体到学科的时候，还要再经过一段时间，这个时候研究院也已经招生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许多专业，比如电影，在中国是第一个研究生教育单位，据我了解，在这之前连我国台湾、香港地区都没有。能够办成，影响意义还是很大的。国务院评议委员会正式评议的时候，已经是1983年的秋天。王朝闻发言说，艺术研究院怎么不能办电影研究生教育？他说李少白不能带研究生，那谁带？做出这样一个发言时，我不在场，这是当年艺术学科组的秘书、研究院研究生部的副主任跟我说的。因为当时已经招生，王朝闻同志又以他在学术界的影响，使这个议题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可见，王朝闻先生不仅学问做得好，观察事物、组织工作，比如学科建设也做得很好。

　　

　　原《中国美术》主编李松涛：我有三次机缘受教于王朝闻先生：一是在《美术》杂志，他是主编；二是在《中国美术史》编写工作中，他是总主编；三是在国家图书奖评委会，他是总评委、艺术图书评委主任。我是王朝闻先生一直未毕业的学生。跟随王朝闻先生，受教益最深的是应该以什么精神对待学术研究与写作。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美术研究》做编辑，向王朝闻先生约稿，他写了一篇《钟馗不丑》，稿件经过多次大修改，我还保留着，是一厚叠。在快定稿前，他给主编金维诺先生写信说：“标题也未想好，论点也还需要推敲。若能不在这期用，留一留最好。若要排版，也要有几天校对时间，校样，打五份给我吧。这有一个陶雕，你看说服力如何？行就拍照（孙美兰同志明白角度）。此外，宋画中的《群鱼戏藻图》很可用（美术出版社有底片），白石的抢蚯蚓的小鸡（笺谱中有）也可用……（十日晨）”又用红笔注明：“我上午去美协，拍照的同志最好来美协，我可帮找光线。”

　　记得临近付印时，王先生写信给我，信封上，用红铅笔写了“急件”二字，并附给邮局一信：“邮局负责同志：这是一个急待付印的文章校样，对方希望至晚明天上午收到，请您设法急寄天津，敬礼。投寄人王朝闻7月30日”信寄至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转我，信中说：“校样给你增加麻烦了。这一回除了有个字和标点是排字上的错误，我做了修改之外，有两处大修改，三处小修改。特别是第19页上删了一整段，很可能影响页码，但是不删就很不好。18页虽然不过是字句上的调动，但是也很麻烦，怕出毛病，务请格外核对清样（有时因为小改出了大毛病）。再，有些地方删掉数字或勾过来、勾过去的地方，也请核对。反正，不让他出毛病就好了。这样，我就不去天津了，请代向郭钧同志问好，我有机会去天津时一定去找他。再，请把改过的清样寄一份给我或者直接寄给作家出版社评论组（它在东总布胡同），因为他们等这一篇稿子放在论文集里，拜托拜托！敬礼。王朝闻 3月31日晨”

　　我一生看过无数人的文稿，没见过一个人是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写作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贾德臣：王老在2002年至2003年，多次向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文章院长提出，努力发掘中华民族的艺术理论精华，广泛借鉴世界各国艺术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并以此积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学科学的建议。王文章院长采纳了王老的这个建议，于是中国艺术科学总论编辑委员会成立，中国艺术科学总论大型系列艺术学理论著作编辑工作开始，并开始了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科学工程的构建工作。在他最后住院的前一分钟，最终完成了三部著作的修改，一本《审美谈》，一本《雕塑美学》以及《审美艺术心态》。我们在王老百年之后纪念他，永远感谢他，永远怀念我们的老师王朝闻。

　　（座谈会纪要根据会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