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庆的花鸟画作品，具有自己创新的个性鲜明的笔墨、色彩语言。他的绘画造型元素是从他经验的大自然花鸟世界中感悟得来并以审美的视觉形式传达的。他被大自然花鸟的真实生命所吸引和感动，于是才有了对这种生命呼唤的创作的真实回应，构成了他花鸟画作品的深远审美境界。

　　伯庆的花鸟画作品构图丰满，细密谨严，一去传统的折枝画法，给人以视觉的张力和感染力。这种构图有助于表现出花鸟生存于大自然的大环境，彰显出画面的阔大气象。正如古人所言：“大都画法，以布置意象为第一” ，“章法者，以一幅之大势而言。……大势既定，一花一叶，亦有章法。……花间集鸟，必在空枝。纵有化裁，不离规矩。”伯庆深谙中国传统花鸟画的这些构图之理，作品繁细而不窒塞，疏密相用，气韵贯通，十分讲究布局的开合、收放，有力地增强了画面的空间深邃感。尤其是对方构图的运用，撑满画面四边四角，使画内的大自然景物向画外延伸，气势相承接，扩展了大自然花鸟的茫茫空间。这种包围式布局和结构，俨然如潘天寿先生所揭示的：“画事之布置，须注意四边，更须注意四角。”“置陈布势，要得画内之景，兼要得画外之景。”由此也可以见出伯庆花鸟画作品构图的内蕴和特点。

　　“以意用色”是伯庆花鸟画作品色彩运用的显著特征。这里讲的“意”，是思想、情感和内容。既是画家之意，也是物象之意。从美学的角度说，“意”是指作为绘画元素的色彩之外所含有的审美意蕴。“以意用色”是根据画家之意和物象之意的需要而运用色彩，强调“意”的作用，色彩也具有了画家浓郁的情感因素。潘天寿先生说：“画中之形色，孕育于自然之形色；然画中之形色，又非自然之形色也。”实际上这也揭示了“以意用色”的真谛。伯庆经常深入大自然旷野，悉心观察野蔷薇花的生长形态和特征，笔下多有表现，但画每幅野蔷薇花，所用色彩或随“类”而赋，或随“意”而赋，以求色彩表现的丰富和变化。例如，除画绿色调的野蔷薇外，还用石青画满幅蓝色调的野蔷薇，色彩洋气、夸张，夺人眼球，给人以迥然不同的审美感受。从伯庆的花鸟画作品可以看到，他善于将固有色、环境色、空间色、光源色与感情色、象征色协调、统一于一个基调，作为作品的一个色彩整体来考虑。尤其注意把光引进作品，通过光的作用使色彩的跳动表现出大自然的时空感。简言之，伯庆花鸟画创作的色彩运用，适应了现代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的需要，体现出花鸟画色彩学的独立构建价值，是中国传统花鸟画走向现代的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如果说，伯庆用他的绘画语言对大自然花鸟的生命进行了生动的抒写，那么，将他的作品归入“大自然花鸟画”的创作则是应有之义。

　　“大自然花鸟画”是我几年前针对传统文人墨戏、君子画和折枝花鸟而提出的。它并非是对这些传统创作的否定、拒斥和颠覆，而是对其进行的一种反思、纠偏和重构。它不是花鸟画创作的转向，而是花鸟画创作的深化。

　　“大自然花鸟画”是当代“后工业化社会”人们（包括画家）对自然精神诉求的反映，是对人类回归自然、花鸟回归自然的自然之魂诉求的确认，是对大自然花鸟生命本身具有独立品格和审美价值的认同。简言之，是对花鸟画创作的一种特征强调、一种功能描述。

　　伯庆笔下的《春晓图》、《夏露图》、《秋艳图》和《冬酣图》等系列作品，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生动迷人的大自然花鸟世界。透过这些作品，我们看到了生存于山野、丛林、湖沼的花鸟生命状态，体悟到大自然的花鸟彰显的才是天地之“大美”。在我看来，只要从对花鸟与自然山水的分离式审美转变为亲和式审美，我们就能解读到“大自然花鸟画”所具有的鲜明审美特征，寻找到中国花鸟画现代性发展的路径。    

　　（作者曾任《江苏画刊》副主编、《东方书画》主编。现任江苏省美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美术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