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敦煌仕女图》辨识

　　《敦煌仕女图》（图1）纸本设色 镜心，纪年1949年，尺寸79×33cm，估价：80万—120万元。款识：“罗衣初试尚惺忪，红豆江南酒面浓。别有深情怨周肪，不将春色秘屏风。己丑十一月朔写于镜海戏题。大千居士爰。”钤印：“大千居士”。

　　又题：“此唐周长吏仲郎画法，其衣饰为日人所宗（拍卖方将此句释为“其衣饰为日人所创”，显系误释。）我国自元明以来俱尚纤弱，遂无有继其法者。予此幅参以敦煌六朝初唐装至法，不为拈出，令观者疑为日本画为可叹也！爰再识。”钤印：“张爰长寿”、“张大千长寿大吉又日利”、“大千居士”。

　　图1有其姊妹本，如图2《情殇图》、图3《春睏图》（130×61cm，纸本设色 镜片，纪年1950年，款识：“长眉懒画尚惺忪，红豆江南酒面浓。薄旧微嗔怨周肪，不将春色秘屏风。庚寅秋张大千爰。”钤印：“西川张爰”、“大千”。）然，通过仔细比照，我们会发现图1的笔墨有值得再研究的必要。

　　首先，图1的画题定位《敦煌仕女图》是有悖画作的立意的，她不是敦煌仕女，而是描绘画家心目中一位沉浸于情怨且懒于梳妆的思春少女。这一且情且怨“长眉懒画尚惺忪”的人物神态在图2、3中刻画得是极其成功的，看那少女微微睁开的惺忪睡眼，真可谓欲睡亦难，欲醒亦难。而图1则不然，其眼神显得十分痴呆，无情亦无怨。

　　再及至到图1的笔墨，具体说是少女的头发的画法，与张大千的手法是迥然有异的。张大千先生曾就如何画须发有过很明确的阐述：画人物须发，画得不好的话，就像是一团水泡了的黑棉花，勉强粘在头上。画须发古代唐宋人最为擅长。方法是用浓墨细笔，依着面形方位，疏疏落落略撇十几笔，然后再用淡墨渲染二三遍，显得柔和而润泽，有根根见肉的意思，自然清秀可爱。

　　以此衡之图1少女的头发，浓墨细笔显得刻板机械，缺乏疏疏落落的笔意；而淡墨的渲染（包括发髻层次之间的留白）则显得问题更大，有板结之弊，没有质感可言。图1帘布，看似花团锦簇，实则是杂乱无序，线条的勾勒不畅达，色彩填染之间没有层次感。此外，该图虽有两段款识，但究其笔触，也只是仅得张大千的大体风格而已。

　　二、《白荷》辨识

　　《白荷》（图4）立轴 设色纸本 纪年戊子二月（1948年） 尺寸：133×66cm 估价：120万—180万元。款识：“露湿轻纨波不摇，珠房云冷细香飘。也知巧作红妆好，只恐红消更寂廖。戊子二月拈白阳句写，爰。”钤印：“张爰”、“大千大利”。

　　图4的风格类张大千，但考其笔墨，有燥烈之病。尤以荷叶最为拙劣，盖因用笔僵硬，缺乏张大千画荷叶用笔如同写隶书，有逆入反出的率意；表现荷叶的浓墨、淡墨、枯墨以及渲染的淡花青之间不能融为一体，因而其荷叶的墨色和形态既不湿润、也不舒展。此外，该图两朵绽放的荷花用笔油滑，加之荷花的花瓣组合极不合结构关系，花瓣的造型也显得一般，故而荷花应有的冶态没有表现出来。如果将该图比之张大千作于戊子夏日（1948年）的《秋荷图》（图5），其劣其伪信是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