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形式的确立，是中国画家个人风格的标识样式，是画家长期探索和积累中自然形成的。与中国写“心”文化一脉相承的中国画艺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总是相伴前行的，而且艺术观念、审美取向往往起着先导作用。因此，中国画家在自我完善艺术风格的过程中，始终要把艺术形式、艺术观念与丰富和拓展艺术作品的内涵有机地结合起来。

　　中国画的形式美由于至关作品的格调和时代精神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康定斯基说：“画家创造一幅画，就是创造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的面目，通过画面的形式，便一目了然。当今，人们欣赏中国画的习惯，已经不再是古时的案头“读画”，作品的形式构成所造成的视觉节奏感和视觉重心点，成了直接影响和打动观赏者情绪的第一要素。面对作品，首先给人的是大的感觉，接下来再细细品味。那些形式老套、笔墨陈旧的东西必然为人们所唾弃。

　　作品形式构成的基本要素，无非是点、线、形块……要将这些要素高度调度配置得宜，使之成为相得益彰的整体，并且与画家所要表达的内容和情感相适应，看似单纯，实是一项耗费精力、时间和开启智慧的系统工程，有的人追求一生也很难企及。艺术形式是艺术家的独特创造，是对生活的长期提炼而产生的一套特殊的相对稳定的艺术语言，决不可能凭空臆造。形式构成的艺术魅力就在于既直观鲜明，又不是一览无余，它既营造物象，表达视觉感受，又反映主观意念诉诸精神和思想。完美的作品必然是内容、造型、色彩、形式诸因素的协调结合，加之中国画特有的笔墨语言，组成形式构成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及其外延、张力、视觉冲击力等诸因素，就是作品形式构成的全部，它要比平时我们所讲的仅对画面布局安排而言的构图，意义要大得多。

　　中国画大师历来强调情感因素的主导地位。石涛就明确地指出“夫画者，从于心也”。中国画与中国书法一样，历来被称为“心象”。因此，中国画创作中的观念与形式的互动关系值得我们研究。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的发展在艺术史上具有同样的意义，并且艺术观念往往起着先导作用。比如，始于水墨写意花鸟画的画法，就是在写意创作观的指导下形成的。画家总是在主体观念里寻找所要画的东西，眼睛的平庸，是因为观念的平庸；有敏锐而独特的观念必然有锐利的眼力。中国画特殊的视觉取舍方式，画家在创作中取线不取光，对物象的明暗、色彩关系也大都依赖于意识观念的支配，在造型上既不斤斤计较于描绘对象，又不能完全脱离现实；既要以物象所提供的视觉感受为母体，又要摆脱刻板模仿的束缚，在这诸多问题的权衡中，观念时时在支配着形式的更新，形式也反作用于观念的改变。与时俱进的形式推动着观念的蜕变和转换，而新的观念又转而提携形式，为它指明演变的方向。正是中国画形式在构成过程中的这些特点，加之工具、材料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画的视觉形式的潜在内容有时比外表内容更为显得重要。这就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观念前瞻和更新，是拓宽作品的境界、深邃作品内涵的必要前提。

　　当代绘画已经是一个开放且包容性很强的绘画体系。虽然中西文化有明显差异，但其精英文化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资源，而中国画对笔墨技巧有着极高的要求，同时更在精神的内涵和审美的标准上，立足于传统文化，这正是中国画的精髓所在。以隽永的品位抒发个人“逸志”，以笔墨的神、气、骨、理等特殊方式刻画物象，传达情意。黄宾虹先生说：“笔墨常变，笔墨精神不变。”可见黄先生对传统神韵、精神的强调远胜于对笔墨和外在形式的看重。中国画的神韵和精神是由作品的内涵所决定的，形式和内涵的高度统一显然是创作的必然要求。即使是画面形式构成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含义，而只有和谐抽象的组合，借透过意象造型的象征隐喻地传达作品的主题，但这种不具任何特定含义的线条、几何形状以及色调，在观赏者眼中，都可能会引起一连串富有特别意义的生活联想，使其能够玩味现实与艺术之间的微妙关系，体验画家自我独特的心态、情调和感受，从而使观赏者按照各自文化素养和思维去破译作品的含义。为形式而形式，形式与内涵的脱离，以及形式浮华，却内在空洞的作品就没有这种令人回味的生命力。所以，画家在形式构成上，不管是以奇制胜，还是稳中求变，不论是以多见少，或是以少见长，一方面不能破坏形式对比中的均衡和谐关系，并且必须在审美知觉、意境的深层表达中获得相应一致的共感，只有这样，形式构成的审美意义才得以显现，形式构成全部才告完成。

　　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是一位画家成熟的表现。画家必须要创造独特的标识样式，包括画面的样式和局部形态样式而不懈努力，因为这个标识在画家个人风格的确立和个性的表达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艺术风格与画家的个性、心理可能有某些异质同构的关系，但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性格的外化，因为这些特色体现于形式要素，能够随着画家对形式的认识、对情感的表达、对技巧的把握而变化。所以，形式与个性、目标的追求、技巧的把握和习惯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既是自然形成的，又是有意塑造的，可以变化，又不宜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