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间:2009年5月19日下午
地 点: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六角亭会议室
议 题:徐永祥先生的艺术思想与学术风范
主办者:浙江省美术评论研究会、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主持人:范达明、管建新
与会者:(发言序)范达明、管建新、周小瓯、吴山明、冯运榆、马玉如、郑朝、童年、陆琦、白仁海、高照、杜高杰、靳庆金、蒋跃、河清、卢炘、宋永进、王源、邹欢、曹工化、徐汉、以及代理书面发言者肖峰、孙振华
笔谈者:潘嘉来、冯毓嵩、葛晓弘
范达明(主持人,浙江省美术评论研究会秘书长):今天这个会是由我们浙江省美评研究会跟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两家合办的,题目叫“徐永祥先生80诞辰暨逝世周年纪念座谈会”,议题为“徐永祥先生的艺术思想与学术风范”。会议开始前,大家起立一下,我们为徐永祥老师逝世周年默哀80秒钟。
会议由我跟美术学院副院长管建新两个人一起主持。徐永祥先生是去年5月2号不幸去世的,5月7号中国美术学院举办了隆重的告别会,会后我们秘书处与管建新先生商量,本来想在去年的5月18号,也就是徐永祥先生79岁生日的时候在这里美术学院开一个追思会。5月12号,刚好是徐永祥去世10天以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汶川大地震,决定这个会议推迟召开。昨天是徐先生的生日,因为浙江省美术界有一个活动,改在今天开。5月19号也就是真正进入了徐永祥80寿辰的日子。今天非常荣幸,除了有美评会的会员参加以外,还有杭师大美院的院长、教授,还有作为徐先生的生前友好的中国美院著名的油画家、国画家等专家教授都到会了,我们先介绍一下各位到会的嘉宾。
管建新(主持人,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介绍嘉宾,略):我们有很多同学都在国外,在杭州的有焦小健等两位同学本来也很想过来,但是今天他们本科生在毕业论文答辩到不了会,他们说如果做纪念册子的话,他肯定会提供一份自己的文稿。
范达明(继续介绍嘉宾,略):我们首先感谢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对这次活动的支持,周小瓯院长知道这个事情,非常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办这个活动。整个场地,开会的条件等,完全都是周院长利用他们美术学院很好的环境、设施提供的。我们先请周小瓯院长致辞。
徐老师和我们这个学院结下了很多不解之缘
周小瓯(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非常欢迎各位专家前辈、理论界的一些朋友、领导今天到这里开会;再一个非常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我们美术学院的关心、帮助和支持。因为在大家的帮助下,通过这几年我们学院的努力,办学也取得一些成绩,到现在为止,这个学院刚刚是18岁。目前我们学院共有美术学(师范)、绘画和艺术设计三个学科系,11个专业方向;有了美术学、艺术学等学科硕士点,教授和副教授已经达到50多人,有两个重点学科。这些所取得的成绩都跟在座的各位专家、同仁的关心和帮助分不开。在办学的过程中也遇到很多的问题,像吴山明先生就是经常关心我们的一位教授。第二个,非常高兴今天“徐永祥先生80诞辰暨逝世周年纪念座谈会”在我们学院召开。当管建新副院长跟我说这个活动放在这里的时候,说真的我犹豫都没犹豫,我说“非常好”。因为徐永祥老师是一位值得我们尊敬的老前辈、艺术教育家。再一个徐老师和我们这个学院应该有很多的缘分,结下了很多不解之缘。
第一,在我们这个学院里面有很多他的学生,在我们这个学院油画系里面,油画专家可以说是最强大的,这跟徐老师当年播下的种子是分不开的。第二,在我们这个学院开创的时候,我记得徐老师曾经对我们这个学科的建设、教学的思路给了很多的帮助和指导。今天在我们这个学院来纪念徐老师,这更是有意义的。第三,徐老师的儿子徐汉是我的老朋友,应该说是我们同在一个系。
因为这三个缘分,在这里开会非常合适。会议议题我觉得也很好,想起徐永祥先生就会想到他的艺术的思想和他的学术风范。我与他接触不多,但在我的印象当中,他是一个非常敢于批评和率真的人。在当今艺术界我觉得非常需要他这样的人,需要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
借今天这个机会,我想美术家与美评家们应当担当一定的责任,对于美育的工作、对于美育的问题来提出我们的看法。我讲了这些,也是对徐永祥先生艺术思想与学术风范的继承和对他的纪念。我开个头,不想耽误大家的时间,谢谢大家。
周年祭老徐
(以下为白仁海先生所念肖峰的笔谈《周年祭老徐》摘要)
肖峰(中国美术学院老院长):徐永祥,大家都爱称他“老徐”或 “瘦老头”,为什么在大家心目中有那么重的分量?其人外貌不扬,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别人吸引之处,但他有善良的热心肠和一腔敢讲、敢为、敢于打抱不平的勇气,所以受到人们的尊敬。“反右”以后,不少“戴帽”的教授都被贬到附中去接受改造。曾是美院副院长的莫朴、油画系主任王流秋、张怀江院办主任、夏子颐附中校长等等,一个个都成了徐永祥这位附中教研组长的部下。老徐不顾当时党委和党支部所布置的“要划清界线”、“严加监督”的那一套,在他心目中仍然把这些人当做自己的老师和长辈看待。在“人人自危”的那个年代,一些人见到“右派”分子像躲瘟疫似的,离得远远的,连称呼也变了。但徐永祥不是这样,莫朴病了,他揣着面条送到他床前,一口一声“莫先生,吃一点”,使这位老人感动得落泪。
老徐敢于仗义执言,经常为学生说话。例如学校对油画系学生林琳的处分,他一直认为处分过重,应该从轻发落,直到他担任教务处长时,曾想为一些处分不当的学生进行复查。老徐爱学生,但绝不是无原则的迁就。例如,课堂纪律他抓得十分严,他经常亲自到共同课的讲堂和各系的教室去检查迟到、旷课的情况,如发现旷课、迟到者,不仅批评学生,还批评老师执法不严。这方面他是铁面无私的。
有人说,徐永祥是一个狡辩家,什么事情总喜欢辩论,对他似乎有点贬义,其实这却是他的优点。在我们学校,经过一次运动,把人们的棱角都磨光了,而老徐却保持着这样的锐气,他讲话总喜欢把问题提得尖锐一点,以求醒世。例如他认为,“我们党、我们国家缺乏民主,正因为缺少民主,所以官员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因而造成了腐败。”这样的语言,在今天听来有些习以为常,但是在十几年前讲这样的话需要勇气的。老徐是可爱的,可爱在他敢于讲真话。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正需要这样的人。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它是献给红五月烈士们的礼品。仅此献给敢于仗义执言,具有热心肠的徐永祥同志!
他的一生非常平凡,但是也非常伟大
吴山明(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徐老师是一个真正的老师,一位真实的老师,一位非常真诚的老师,一位非常杰出的教育家。我们附中对徐老师,还有马老师、郑朝老师,好像一个人一生当中遇到这么好的老师非常难。他们对学生是非常真诚的,他们非常爱学生,对学生又严格,又亲切。我一直有这种感觉,其实既是老师,在平时又像朋友一样。这种精神现在在老师当中是很值得研究的,也值得我们年轻一代学习的。
我觉得徐老师作为我们当年的老师,他的思维非常符合我们艺术本身的要求,符合教育的一种追求。他对教育非常有激情,但是有时候又非常的冷静。特别在“文革”、“六四”期间,徐老师有看法,有想法,但是他有他的勇气。有时候想揭露出来时也很激动,但是事后想想还不能这样做。我觉得他整个人就是很完整的,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教师、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作为一个教育家的品格的体现,他是比较完整的,也是值得我们一直学习下去的。
徐老师也是敢于说真话的人,敢于去对一些不公的事情说出自己的看法,敢于对不平的事情做出自己的做法。这是徐老师的优点。马老师也有自己的看法,而徐老师会很快把自己的看法讲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怀念徐永祥老师,对我来讲,徐老师如果现在还健在的话,就我们学生辈来讲,好像还有很多问题、还有更多的老师可以请教,而他走了以后,就少的一位很知心的也是很让人尊重的老师了。所以今天我作为一个学生,非常感谢能够参加这样的会议,我无论如何要来。虽然徐老师不在了,但是我总觉得欠着徐老师一个什么事情——因为开我的展览,徐老师不在,我打了两个电话没找到他后来就忘记了。徐老师后来打电话说,你怎么不邀请我,我说打电话我没找到你,因为事情太多了,就忘记了。我后来赶快把画册送去。到现在为止,这个画册还在严荣滨手上。我觉得非常遗憾,非常对不起徐老师。我相信徐老师的精神,徐老师作为一个杰出的教育家,作为一个优秀的油画家,他的一生非常平凡,但是也非常伟大。他的这么一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人不敢说而说之”,“时不该说而说之”
冯运榆(浙江画院一级美术师,浙江省美评会会员):徐老师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理论家?我觉得他还不是体系型的美术理论家,是属于画家型的优秀美术评论家。我观察过很多搞理论的一些老师,往往有一种学术的偏见和倾向性。如果说他是“左”的,搞马克思主义美学,搞得多了,就向“左”,往往出手说话老是往“左”一撇;有些从西方回来崇洋一点的,老是偏洋一点。我感觉到徐老师是一个并不是中庸,而是比较客观,没有一种成见,这来源于他对艺术的敏锐的观察和积累。所以,他理论的特点跟他的为人一样,心直口快的为人,他不做墙头草,他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对他我有两点自己的看法:一是“人不敢说而说之”,人家不敢说,他敢于说。二是“时不该说而说之”,就是时间不对不敢说,他敢于说。这种美术评论的勇气应该值得大家学习。
他在整个美术评论活动中,有很明显的倾向性:歌颂、表扬这方面好像第二位的,美术评论的重点在于指出问题,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而且勇敢地提出来。
由于有徐老师“掌控”我们美评会,的确使浙江美术界、美协、学院,把原先艺术实践、教学实践跟理论脱节与分开来的这种现状大大扭转过来了。现在的美评会,加上美评会同志的努力,范达明先生的努力,的确,揭露的问题比较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徐老师是掌舵人,我们失去了他是一大遗憾。
我们在的,要好好珍惜生命,好好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
马玉如(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我想这个圈子都是搞理论的,我有点怕。因为确实是这样的,我自己实在是——人家是与时俱进,我是“与时俱退”,眼睛、脑子、表达能力也不行了。清明的时候,我每年到南山公墓去一次,去之前我找徐汉,问他徐永祥葬哪个方向,我去祭拜他。我就想到他生前的话,“文革”结束以后我们工作就不在一起了,他有时候隔一段时间要跑到我这里来哇啦哇啦地讲一通,说完像风一样就走掉了。现在我想想,我劝徐永祥,他不听我的劝,实在是他有一些地方太自信了。他觉得自己还像十七八岁那样。我今天另外的不谈,我主要在这里谈:我们走了的已经没有办法了,今天纪念他有一条,我们在的,要好好珍惜生命!好好为这个国家和社会做贡献!徐永祥明明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结果走掉了。
一个有勇气的批评家,一个有真爱的教育家
郑朝(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浙江省美评会理事):我同徐老师还是比较熟悉的,在附中的时候,待了十几年,我是毕业班的班主任,他是老师,我们经常一起下乡。“文革”以后,我们都调到大学里教书,以后有美评会,又一直在一起。我们是好朋友,“老徐”给大家的印象很好。今天杨成寅没来,他跟徐老师两个人是不同的:杨成寅老师做美术史论,研究美学,又研究哲学,翻译的著作很多,国外的东西吸收很多;后来我发现他对传统的东西也写得很多,有比较深奥的著作。刚刚有人讲他是体系型的学者。他一生用打石头的精神,他的工具就是一个锤、一个凿子。而徐先生是另外的工具,他善于的是“三斧头”,非常厉害,有点像程咬金。当然他的“三斧头”也不容易,他的“三斧头”也不是随便打的。按照他自己的讲法,它需要一定的学识,一定的思辨能力,“三斧头”才能砍得准。所以这两位先生各有特色。
我们需要有勇气的艺术家,更需要有点勇气的文艺批评家。我们在徐老师的美评会的里面,这点还是做得不错的。对《美人凤》的批判,对“雨夜楼藏画”的批判,特别是对“雨夜楼藏画”的批判,后来他几篇文章一写,真相大白了,没有人可以批驳他的。所以他有这种艺术的勇气,他批的特点是挑战性的,写的文章都是这样的,不仅仅是对那些他看不惯的,还对后面有后台支持的那些人的东西批判;对有的老师的素描教学法,他都批判。所以他学术思想有很大的挑战性,这点非常难得,非常可贵。我们现在讲美术界也好,整个文艺界也好,现在批评没有什么看头。为什么呢?大家都是说好话。很需要出来几个勇将,真正地把我们文学艺术界的一些不良的东西拿出来大家讨论一下。这是徐永祥先生给我的启发。
另外,徐老师很率真,他最讨厌冷冰冰地教条主义地去对待学生,这是他很看不惯的。所以他对学生是很热情的,你有成绩也是很好的,你提出问题他很好地帮助。所以我总觉得他有一种魅力,这同马老师一样。特别是我们开始的两班,54、55两级,徐老师能够吸引同学,有魅力,原因是他有真爱,真正爱学生。
把徐老师的精神发扬下去,把美评会的优良传统继承下去
童年(油画家):徐老师新疆回来以后,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观察他。因为我知道他这个人太自信了。有时候在我家里吃饭,我说徐老师你少跑跑了,他说:“不跑在家等死啊。”突然发现他身体垮下去的时候,就是去临安去写生,那次我没去。为什么垮呢?我跟他聊的时候,每天都是爬山爬上爬下,毕竟是年纪大了,这样身体吃不消,所以从那时候就开始身体不好了。
徐老师去世以后,我跟白仁海和其他同志讲,我说徐老师走了,在这个圈子里面没有这么一个人物来顶替他。所以我希望,虽然这次会议是美评会召开的,我希望借徐老师80周年寿辰,我们应该从美评会上发扬他的精神。因为徐老师确实在我们这个一代人当中,他是很正直的。我们缺少这样的人,能讲真话的人太少了,包括现在的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现在白岩松算讲真话的。所以我们美术评论家也要这样做下去,发扬一下徐老师的精神。我还是主张:徐老师走了,我们一定要把他的精神发扬下去,在我们美评会是有它的优良传统的,我还是希望这样继承下去。
他的精神永远留给了我们后一辈
陆琦(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今天来了很多理论家,我是画画的,也是徐永祥先生的学生。我跟管建新老师都是77级的,就是“文革”以后第一届,徐永祥老师是带我们的班主任。那个时候系主任是另外一位老师,徐永祥老师是教研室主任。我们刚进校的时候,徐老师就跟我们讲:“你们这个班是‘文革’以后第一次招生,而且考试人很多。考进来以后,水平也比较高一些,要找一个厉害的人做我们的班主任。”所以学校决定下来就选徐永祥老师带我们。班里学生只有13人,因为那个时候很重视,还有一个副班主任,是程自良老师。徐永祥老师带我们非常认真,从素描开始画起,从基础抓。白天大家都一起画,晚上他还组织大家上课。那个时候我们还记笔记下来,上理论的时候,还有一个小黑板,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很认真。后来我们当老师的时候,还把这个笔记拿出来,可以做讲稿,我觉得这个做得很不错的。
他带我们的时候,经常会开班会,徐老师就像大家刚才说的,他很会讲,而且我们这个班进来的时候“文革”刚过来,很多人都有点怕,怕讲话讲错了或者怎么样了。他就老说我们。他也做调查:你们毕业以后当什么,做什么工作。我们说我们希望当老师。他说:“你们讲话都不会讲,怎么当老师?”因为他太会讲了,我们心想,话都被你讲光了,我们怎么讲?实际上他那种讲话的思路、技巧也潜移默化影响了我们,虽然我们当时讲的比较少,但是还是有所影响的,后来我们这个班里的学生在国内的几乎都是当了老师。
大刀阔斧地整顿学校图书馆;敢于讲真话,敢于提出批判
白仁海(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徐老师跟我的画室都在学校的10楼,现在他10楼的画室依然保持原样,走廊上的东西还是原来的。他准备搞一次大的展览,东西还是原封不动的放在那里,所以我每天走来走去,感觉他依然还在,似乎依然能够听到他的声音。
当年他把我调到图书馆当副馆长,我作为他的助手跟他一起工作。他的工作作风,他的为人处事,我感触非常深。他出任以后,就大刀阔斧地把图书馆狠狠地整顿了一下,因为“文革”以后,大家借了很多的书都长期不还,规章制度也很混乱。他上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出布告,对所有欠图书馆书的人规定多少时间还,不还的话,从工资里面扣款。那个时候很壮观,有的是推着小车把图书馆的书还了。这个精神非常可嘉,从此就有这个规矩,图书馆必须严格规章制度,这件事情在美院很轰动的。那时也碰到图书馆搬迁,建新馆。他下了很大工夫,所以新馆开了后反响很好,全国美术院校图书馆的馆长都到我们馆里来开会,他发起成立的美术院校图书馆协作会议,就这样一届届开下去,首届是在我们图书馆开的。所有图书馆的馆长对徐老师的发言、对他的工作作风都非常佩服。
徐老师敢于讲真话,敢于提出批判,我体会也比较深的。他是当了图书馆馆长以后入党的,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因为我是部队回来的。他老是说,我党老是这么腐败怎么办?老是说“我党”,他就什么话都敢讲;一些不满的言论,他都会直截了当地讲出来。我说有些东西你讲得有道理,但是解决起来不是那么快,要慢慢来。他善于思辨,我觉得他是有功夫的,不是乱说,他除了画画以外,投入了很多的工作,读了很多的书。在巴黎期间,河清知道,他把报纸剪了很大一本回来,搜集了很多。所以他跟大家聊天、讲座的时候,非常言之有物,讲得很生动,大家愿意听。他回来以后,把自己在巴黎拍的照片做成幻灯片跟大家开讲座,使一些没有机会出国的师生大饱眼福,他是非常有心的人。
2007年夏天他到临安写生以后身体出现了问题,回来的路上,车子后轮子飞跑了,他受了惊吓,以后就住院了。到了11月份,我们老画家到香港搞了一次展览,我也跟他一起去,那时徐老师走路有点吃力,据说摔了一跤,说明他已经脑梗了,他自己还不知道。后来赶快回去,赶紧叫他上医院,一查果然是脑梗。这个事情他还不那么警觉,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照样去千岛湖画画,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徐老师走了,我们到医院看他的时候,他就像睡着了一样,没有给后人留下半点麻烦,活的时候风风火火,走的时候非常安详。他留下了大量的画作,给子女和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所以今天我们开这样的会非常有意义,把徐先生的为人、他的精神很好地回顾、整理,我们健在的人应该很好地把它发扬光大。
怀念徐兄
高照(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美术报副社长):为今天的会我也写了一点东西,表示对徐老师的怀念。题为《怀念徐兄》:
苏东坡名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徐永祥老师一年前已随大江东去。然而,又有故去的诗人臧克家留言:有的人活着,他已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徐永祥虽已离世,却依然活在我的心中。
我与老徐的接触不多,也不算少。他有句经典,叫做:“真话不说,假话不讲”。这也是我经常引用他的一句口头禅。虽然,谁也不能保证,一生就没有说过一句假话。但,我信,这却是他一生所要追求的信条。
当然,只要了解他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不是不讲真话,相反,更常常会在各种场合,因为讲了真话,而得罪人。
徐老师是我们美术评论研究会的会长。他说,搞评论,要有种!什么叫“有种”?那就是敢讲话,敢讲真话。他讲了!轰动一时的“雨夜楼藏画”就是在他的发动与引领下,揭穿了它的假相,使其偃旗息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还原了真面目。
我想以上所及,是否可以体现了他的为人、为艺;他的思想、风范。
徐永祥是我的前辈、学长、老兄。他的去,也使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难以走出阴影。就在他离去的二十天前,彼此还在笑骂中,谈到人生画句号的事。不料,竟成了我们最后绝面的结束语。真是人生沧桑,无奈花落去啊!
老徐不摆资格,不拿架子。当然,他平易,时而也未必就能“近人”。在辩论声中,有时也得绕道而行,让他三分。但,一年前在为他举行的盛大追悼会上,人们可以看到,追念他的生前好友,还是人山人海、人群如潮!为什么?因为他为人热情、正直、善良;有时虽然言语中有冲撞,但他热诚、关心、同情人,因此,在他曾任职馆长的中国美院图书馆,大家都说,他是个“可爱的老头”!
一身正气热心肠,思辨敏捷哲理张;引领评坛结硕果,精研画艺立群芳
杜高杰(浙江大学教授):我接到通知以后做了两件事:第一写了一首小诗,表示我的怀念;第二拜读他在《美术评论十八年》中的四篇著作,以便进一步加深对他的认识。现在我先读一下我这首小诗《怀永祥君》(旁人展开其所写七律的条幅):“一身正气热心肠,思辨敏捷哲理张;引领评坛结硕果,精研画艺立群芳。椒江客次同挥笔,月亮幽居待余觞;瀚海迎君何遽去,朝阳四射永成祥。”我先就这首小诗说几句。前面两句是他几十年交往给我留下的印象。其实就是非常敏捷,非常坦率,按照郑朝老师讲的就是“板斧式”的评论风格。这样使得这些年我们美评会在他的带领下,应该说整个的学风还是相当不错的,学风很正。在当前这个大的环境下面,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这个步子要继续迈出去,确确实实是要有勇气,同时也要有智慧。我第三联说到椒江,是白老师、徐永祥老师和我,三个人应椒江邀请过去的。他在那里画了两张油画,其中一张《大海不太远》,为什么画大海早上出来的太阳?我觉得是反映了他的一种胸怀,一种心态,他的心态还是那么的年轻。
我今天中午前后拜读了他四篇文章,感受很深。我感到他后面有他的理论的依托,不是仅仅思维敏捷、思辨能力强这么一种表面的东西,他确实很深厚,论断非常严密,文章的观点我是完全拥护的。我这个人也是这样,让我心服口服讲话的人不多——读他的文章我感觉很好,写的没有问题,我都赞成,充满了辩论法,他认为事情一过头问题就产生了。所以不要看他评论的风格这么尖锐,实际上他是很科学很严密的,这是我一个新的认识。过去我觉得他未必会看很多书,但是这次我印象有所改变,包括中国画,尽管他再三讲中国画他是外行,但是他也看了关于中国画画论的一些经典的论述。
在读他著作的过程中我笑了很多次,忍不住的笑,什么道理?因为内容很诙谐,他的文章有很强的可读性,确实让你感到停不下来,写得很生动、细腻。包括对“含蓄”和“含糊”这样两个概念的区别,对于“含蓄”在艺术创作当中的重要性,特别对“技”和“艺”的关系;在素描教学论当中,我觉得他这几篇文章很值得给美术学院的老师和学生看看,它有普遍的规律和很深奥的哲理,看了以后绝对有好处,现在很缺乏这个东西。艺术院校美术教学的整个过程当中,基本的文艺理论修养太重要了,而徐先生这几篇东西深入浅出,谈到了根本的规律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他的人品、他的学风、他的思辨的方法,这些东西都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发扬,值得我们吸收。我们会永远记住。
徐老师的“大智、大勇”会影响我一辈子
靳庆金(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徐老师的“大智”刚才杜高杰老师讲了很多,他展现给我的也是在他严密的逻辑里面,又表现他的洒脱和随意,这一点是难得可贵的。在“勇”上面,他敢于直言,敢于抨击时政,敢于讲真话,这虽然可以跟美学里面的“真”联系到一块,但是我觉得他最重要的是“勇”。别人也知道、发现了却不敢讲,他敢讲。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徐老师到后来我给他拍过片子,还有我们学院建院的时候,他给我们学院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我给他拍油画,他为人非常谦虚,非常好。在他的绘画里面,他也是两面的思想:他的画我感觉在色彩上面、在外光规律的把握上面,他是非常严谨的,而在造型上他是意向的,他用笔是非常随意、非常豁达的。在为人里面,在绘画里面,他的个性都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个性深入得就比较多一些。我觉得徐老师虽然走了,但是我今天看了这个照片,我想说的是,我觉得他这种精神是一直会影响我一辈子的。
批评当如徐永祥
(以下为范达明先生所念孙振华发来的笔谈《批评当如徐永祥》摘要)
孙振华(深圳雕塑院院长):徐永祥先生是个油画家,可是他对艺术批评却非常重视。一般画家讲批评重要,口头说说;徐先生看重批评,则是真刀真枪,而且干得比职业的批评家还好。一个人重视批评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在努力,从不懈怠。在中国美术界,像徐先生这样,亦创作,亦批评,胸怀坦荡,心直口快,能有几人?
作为浙江省美术批评研究会较早的一批会员之一,过去在杭州工作的时候,经常参加研究会的活动,那个时候,常与徐先生有争论。有一次讨论艺术市场的问题,徐先生认为走向市场是将来艺术的必由之路,艺术家在市场面前不必故作矜持。按年龄论,我当属晚辈,可是按今天的观点来,当时真不如徐先生“超前”,认为艺术家不应该被市场左右。于是两人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我有些话说得很重,比喻不恰当,没大没小。过后我想,这下可能把他得罪了,他会不会很生气?
后来又有一次会议,结束得很晚。徐先生担心食堂可能没有饭了,散会后非常关切地问我,有没有地方吃饭,要不就上他家里去吃点?关切的话让我听起来很温暖,我当然不好意思上他家吃饭,但心里暗自高兴,说明那次双方都很激动的争论,他并没有放在心上。他虽然在学术问题上直言不讳,语言犀利;但在为人上,是善良而宽容的。
徐先生面容消瘦,讲话语速极快,带宜兴方言。——面容消瘦是爱思考的表现,语速极快是思维敏捷的表现,乡音不改是有个性的表现。
作为“画家中的学者”、美评会的掌舵人与美术教育家
蒋跃(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我想讲的主题,第一点就是“画家中的学者”或者是“画家中的批评家”。因为我觉得徐先生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感性和理性结合得非常完善,他的语言幽默、犀利,他的观点是鲜明的,他的逻辑、思辨是严谨的。听了杜高杰老师的发言,我非常有同感。作为一个画家,他有这样的理论的修养,这跟他的学术背景和他研修的这些范围分不开。其实对很多问题、很多现象他都有所涉及,而且有所评论。比如说这本“言论录”里讲到他对全国美展的看法,这篇发言发表于1994年,而现在又将是举办第十一届全国美展,今天我们再来重读他那些发言,我觉得在当前也是有很强的说服力。徐先生是画家中的学者,他这个学者是有丰富的理论作为基础,又充满着感性的热情。
第二点,我想表述一下徐永祥先生和美评会。这个美评会在他这个会长做掌舵人的带领下,同时还有像范达明先生这样很好的秘书长,以求实精神、务实精神做着文案的工作,所以在浙江省众多的美术学术团体当中,它的成绩是显著的。无论是对城雕《美人凤》的批评,还是对“雨夜楼藏画”的质疑,还有很多很多的活动,美评会实际上都是参加的。我跟范达明先生的友谊也是很早的,是在1990年杭州中国水彩画节与研讨会上就开始认识了。所以这个美评会不是一个简单的空泛的架子,也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群众团体,它实实在在地为浙江美术事业的发展、为浙江美术评论的建设做了很多工作,我觉得是功不可没的。在这个领域的人物上,徐永祥老师我们今天来纪念他,也是必须要作出充分的肯定;范达明先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而徐老师是这样一位会长,我觉得美评会能够有这么厚的一本文集做出来,本身很了不起。因为我也担任一些协会的职务,但是我感觉到美评会的工作做得更好。
最后,徐永祥老师作为一个美术教育家的成绩是值得肯定的。无论在附中、在大学当老师,还是后来历任图书馆的馆长、教务处的处长等,我觉得他对教学、教学的管理,对同学、对老师,他很多的方面都体现了他的高尚的品德风范,他在美术教育这块领域里面也是有杰出贡献的。
徐老师的正义感、儿童般的真诚,以及看问题的敏锐
河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老师最大一个特点就是他有正义感,这是徐老师身上非常特殊的一点。有正义感,坚持这个正义感,是一个仗义执言的人,这个非常不容易。尤其表现他对“雨夜楼藏画”的揭露,我很欣赏他敢于揭露的品质。我看他的文章,里面摆了很多对比的图例,他那种艺术史的知识,就算我这个搞西方美术史的人都还没有这种积累,还不能看到这个画马上想到某某人,这是我非常钦佩徐老师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他既是一个画家,同时对艺术史的学习也是做了非常深厚的功底。
第二点,他性格里面有一种儿童般的真诚,这个恐怕也是他非常特殊的特点。我们在巴黎的时候也经常跟徐老师辩论,有一次我们跟他辩论得非常激烈,都拍桌子,后来徐老师说:“我们从此一刀两断”,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好朋友。他容易激动,他是对事不对人,对学术问题,就是要争一个你死我活,要搞一个明白。事后他对人还是非常真诚的。
另外一点,在对待一些具体的问题时他非常敏锐。他讲起话来也非常生动,我非常喜欢美评会开会他来讲话,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都是心直口快说出的,但都非常生动。我觉得我的口才跟他差远了,他现在去世以后,我们美评会失去了一位讲话非常生动有趣的老师。
还有一点,我觉得他对我非常关照,也对我很器重。当我写出第一本书《现代与后现代》时,也送给他,他觉得很好,也推荐给其他美院的老师看。他后来一直对我非常器重、非常好。我个人性格上与他也有某些相通的地方。我有的时候也直来直去,写文章也好,写书也好,也尽量讲真话,这一点我觉得应该继续发扬,继续这样做,徐老师当年也是这样激励我们的。
很难在我们美院和浙江再找到像徐老师这样一个可被替代的人物
卢炘(潘天寿纪念馆前馆长):徐永祥老师是我们美院和浙江美术界30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公众人物,他是处长,实际上没到院级,但是他的影响并不会小于那些院长。我在想,如果没有他这样一个人,油画方面我们还有全山石、肖峰等等,还有一大批油画家,但是在美术评论界,如果没有他,那肯定是个拐角。就是说,虽然有了杨成寅或者其他的理论家,甚至包括搞西画研究的,但是徐先生作为一个敢于真言的、面对当前美术现状说得比较深刻的这么一个评论家,很难在我们美院和浙江再找到像他这样一个可被替代的人物。在艺术教育的总体上,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对我们可以有一些启发,就是在做人方面怎么样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我认为徐永祥先生已经达到了,虽然他去得比较仓促,我们都没有准备,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但是他这一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生。
他的不可替代性,他独特的特点,主要是出自于正义感,而正义感是源自他的善良,正义感是闪光的表现,而他还是有很善良的心底的。像孙振华讲的问题,我本人都有这种体会,比如在某些问题上不能够大家都一致,作为一个学者来说他不改变观点,但是他并不心存芥蒂。另外就是他的锋芒。他的锋芒就在于他的敏锐,敏锐就是聪明。他的锋芒不是像有些人,有些人哇哇叫的,若以中国传统的、儒家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他是不是好像讲得太响了一点,声音太响了一点。但实际上他这种敏锐,这种聪明,我感觉到我是很敬佩他的,因为他的语速很快,他的思维很快。
我在想,我们纪念徐永祥先生最好的行动是,我们要把评论的这种风气,不光是在浙江展开,同时还要带到全国去。
与古道热肠的徐老师之间不仅是学生和老师的关系
管建新:我跟陆琦一样都是恢复高考以后第一届的学生,很荣幸,我们第一任的班主任就是徐永祥先生。实际上他带我们也就是一年时间,之后各种原因,却也一直没有断过联系。一年级进去以后,就跟徐老结下不解之缘。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国内或者是在杭州的,仍然是经常来往的。我觉得跟徐永祥老师的关系不仅是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更是像朋友关系,虽然年龄相差很大,但是就是一个老朋友的状态,甚至他有时候让你敬重得像一位父亲。
我记得2003年,他就为了扶持贫困山区的丽水做过努力。丽水瓯江非常漂亮,现在国内很多地方,比如说像安徽这一带建了很成熟的写生基地,我们丽水也建了一个美术写生基地。但是它有淡季和旺季。到淡季的时候,徐老为了能够把这个地方支撑住,就力所能及帮助这个美术基地,他把美术班,就是给孩子辅导学点绘画的,或者像年纪大的,像高中生的班——他会把这个学习班从杭州这个地方放到丽水这里来。那年是夏天,天气非常热,丽水又是浙江的“火炉”,他邀请我们去执教,我们都先后去上过课。当我第一次到的时候非常感动,那么热的天气,他年纪这么大了,穿了短裤,看上去很单薄,那么投入、认真地一个一个辅导的这种精神,当时我在门口就差不多掉眼泪了。晚上的时候,他又跟孩子在一起,尽量让孩子们也觉得在那个山区里面不那么寂寞,他会搞很多的游戏活动,里面甚至有小学生。所以,我觉得他的古道热肠在方方面面都可以体现。
徐老师气质的两面性:美术评论与油画创作的不同表现
宋永进(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徐老师有两面性,刚才大家谈到很多,我是从他美术评论和油画两个角度来看。他一方面看起来很耿直,说话也很耿直,语速也很快,思辨也很强,甚至对一些看不惯的东西不手软。但是另一方面他是很温和的,甚至很细腻的,我觉得从他的油画作品里面可以看出来。如果说他的美术批评更倾向于尖锐的、耿直的这方面的话,那么他的油画作品刚好相反,是比较温和的、比较温柔的、比较有意境的、比较有内涵的,而且是非常之优美的,所以他很多画面里面,画的就是一个月光。我一想到徐老师的油画的时候,我就觉得那种月光,那种淡淡的、那种非常阴柔的东西。我觉得这恰恰是他那种气质的另外一个面,这个面无意当中在他的油画里面流露出来。我不去说他油画水平的高也好低也好,我只谈感觉,我觉得他表达的这种感觉是真诚的,跟他的批评一样。
因为他画油画,也正因为他的油画不能完全表达他的两面性,所以他可能就走向美术批评,我觉得他潜意识里面有这种因素,促成他走了这条路,在这条路上带着我们一直走,而且做得非常好。这正是他的油画不能替代的一面。
他的两种思想反映了他的操守
王源(浙江现代画院总经理,浙江省美评会会员):徐永祥老师是有浪漫主义情怀的教育家和创作者,但也是非常严谨的人,刚才很多人在说,他的观点看起来很尖锐,但是你又觉得他很严密。他非常像一个有光学角度的、非常锐利的镜头,但是在我们看来他以变焦为主,他很多的批评是从社会角度出发,在他的教学、在他针对美院学生的时候,关于图像的与本专业的东西就流露得更多一些。我们下一步如果能够邀请一些学者,慢慢把他的艺术思想更完整地整理出来,这个对美评会、对浙江的创作都有好处。
他是真心热爱学生,但又是非常讲原则的
管建新:他对学生有非常真诚的爱,这个爱也是表现在语言与行动上。刚才陆琦回忆到我们二年级时的插图创作,是林琳的那一张画,他从图像学的理念抓住很多构思上的东西,见到不适合的东西,他第一个站出来,非常尖锐、犀利地把这个问题很严肃地提出来,甚至由这个实例他想到在教学上帮助学生掌握创作的方法。他确实是抓住了问题不放,但是林琳也是他非常喜爱的学生,因为他很早就表现出非常特殊的天赋,在林琳离毕业还有28天而面临退学的时候,在之前的一夜,徐老师听到这个风声的时候,他甚至不惜自己的劳心去奔走做工作。我们刚才也听高照老师讲到了,他在老师中间也做过挽留学生的事情。所以他真的是真心热爱学生,但又是非常讲原则的。
高照:我插一句话,为此事他让我签过名。
范达明:我再插一句,刚才美评会副秘书长魏新燕从英国发来短信,表示对这个会与对徐老师非常怀念,她要到7月份才能回杭州,对不能参加我们这个会表示遗憾,也对与会的老先生表示问候。
徐老师用自己的专业的知识,是为整个城市、整个人类谋福利的
曹工化(职业艺评家,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我觉得我个人还要强调的一点,徐老师他在美评会的作用,而且把美评会这个作用,把浙江省美术评论的作用,实际上放到一个文化环境里面,这个是在专业圈子里面达不到的,因为徐老师的很多行为不仅仅是美术界的行为,比如说《美人凤》的事件,还有“雨夜楼藏画”的事件。后来美评会还有过计划,因为很多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在唐云艺术馆讨论,对整个西湖周边的建筑,我们美评会应该发表自己的观点;对整个城市的结构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我们美评会应该讨论的。实际上这个已经超出界了,并不是一个美术评论家干的事情。这个和行业没关系的,他已经不是一个专家了,我们现在所谓的知识分子是专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是用专业的知识为整个公共空间来谋福利的。徐老师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是为整个城市、整个人类谋福利的,他要从改善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这个才是纪念徐老师最大的、我们应该记住的事情。他以天下为己任,这个城市任何地方搞得不好的,他都有责任的,本来整个城市建设跟你有什么关系?所以说,他凭着知识分子的良心,凭着监督整个社会的知识力量,他才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美评会因为有了徐永祥老师,我们已经扮演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所以才是一个公众人物,公众人物就要对公众发言。我们美评会如果今后能够发扬光大,还是要去努力改善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并不仅仅是我们的学术圈,学术圈永远是一个专业圈,它的作用远远比不过我们应承担的责任,这个是徐永祥老师给予我们的责任。美评会它的影响并不是专业圈,而是我们承担的公共的责任,这个是包括现代社会,在现代社会这么一种文化状态里面更需要的。而且正是在这种更需要的时候,我们会更加怀念我们的徐永祥老师。
对我父亲的一周年纪念,今天是最好的一次怀念活动
徐汉(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作为家属我非常感谢这么多来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前辈、老前辈,还有我的同事,我的老师,我想对我父亲的一周年纪念,今天是最好的一次怀念活动。
其实说起我们老爸,他前面有很多老前辈、老教师都说起过他的为人,我们一起生活,其实我对我老爸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对外面人非常仗义,他为了给一个朋友办一件事情,他可以两肋插刀,但是他对家里人管得非常严。我读中学的时候,他每个月给我30元的生活费,我星期六回去吃饭,他就给我做一个小纸盒,挖一个洞,说:“你回来吃一次饭,就要放5角进去。”他就是培养我那种独立生活的能力,他那个时候工资也就是60元,说要么就不要回来吃。后来我们吃了几次,家里面的饭还没有食堂里面好,我跟我姐姐就不回去吃了。
这就是他对我们的教育,我们现在想这个意义确实非常深远,我跟我姐姐两个人都非常独立,毕业了以后,从第一个月拿工资起,就没有问家里拿过一分钱。还有我爸爸这个人,他对家里面的一些人,从来不会想到要给捞一点好处,在他有职位的时候不会利用他的身份给家里面捞一点利益。但是他对朋友、对他的学生确实是非常仗义的,包括刚才提到的胡承斌老师,每次他到我们家里面,我爸爸对他都特别的好,就像一家人一样。
由于时间的关系,有很多的东西要回忆,也回忆不完了。我们学校也比较重视这个事情,院长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说这次会议一定要做好,安排好。我再次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来参加我父亲的80诞辰座谈会。
关于徐老师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及其美术批评的基本特色
范达明:前年我们美评会开2007年会,年会议题一个是纪念金冶先生;一个是对于美评会的老一辈理论批评家的评定与研究,所以开会之前,我对徐老师做过一个访谈。在访谈时扯到一个问题:徐老师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写美术评论的。他认为他的第一篇评论就是《含蓄与联想》,我想他之所以一直认为这是他第一篇文章,也是说明了他在这篇文章上花了很大的功夫,写得很用心,而且非常语重心长:因为对于林琳的《席方平》这幅画有争议,有人认为应打高分,有人认为应打低分,而他认为这幅画的社会效果是不好的,对正面人物的受难没有采用“含蓄”的手法,违背了美术作品起码的要求。他自己确实非常看重这篇文章。今天稍微纠正一下,实际上他真正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79年12月份他在全国素描教学座谈会的一个发言。那么他为什么写这篇发言?这篇发言也是因为他对素描座谈会不满意,因为当时刚刚改革开放,整个一片都是否认契斯恰科夫的素描体系,他觉得如果全盘否定契氏体系又不对了,文章中他不认为有统一的、共同的素描,但是认为对素描教学还应有一个基本的共同要求。他这篇文章虽然是“临时想到”的“意见”,还有几大块,这篇文章写得也是非常严密的。
当年创刊的《新美术》是金冶老师主编,杨成寅老师是编辑部主任,金冶老师说,徐老师你还会写文章,写得非常好。从此以后,徐老师一发而不可收,常常是一期连着一期都有他的文章发表,所以说,徐老师的美术评论实际上是伴随着《新美术》创刊而一起走过来的,他的文章都是有战斗性的,都是他觉得有话要说,所以文章都争辩性、辩驳性很强。这个基本的特色也就是他性格的特色。
“孙子有理驳太公”,这是他1988年9月19日在美评会成立大会上强调的一句话。他又讲了,如果要写文章,要“以理胜力”,而且还要“以理服人”,可以说“理”是他的批评观的核心。他的“理”,在他所有的文章中都有。我觉得在写文章这方面上,他是相当的理性,而且有他的修养。他的写文章是非常有准备的,这个准备可能不是有意识的准备,是他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的积累。他还有很多逆向思维的东西,比如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说不对,“无则不加勉”,“无则辩之”——既然没有犯这个错误,怎么可以“加勉”?无则就不加勉,不但不加勉,还要辩论。所以他的文章风格就是辩论风格,他有很多自己创造的经典性谚语,我这三天就在整理他的美术言论,在整理的时候我就发现,还是可以比较系统地看出徐老师有他自己的一个基本的理论思路、理性思路,他是按照基本的艺术规律在思考的,他不仅仅是一个画家,纯感性的画家,更是出色的美术评论家,虽然他不是像杨成寅先生那样写那种大部头的专著。
徐先生的《评“世界美术一体化”》 写得很深,很有教育意义
杜高杰:这个文章里面有一篇《评“世界美术一体化”》,以徐永祥先生这样的经历,对西方艺术了解的深度来谈“接轨”,把这一类的论调又讲得那么透,我很有感触。因为最近有一个50出头画国画的作者,拿着他的专辑来给我琢磨,开始的时候我情绪很平稳的,后来他心目当中对吴冠中是五体投地的,那我就激动了,我控制不住了。因为吴冠中实际上就是“接轨论”的具体执行者,也是宣扬者。所以我今天一看徐永祥先生的文章,他这个对西方艺术了解这么透的人,写这样的文章,虽然不长,写得很深,而且很有教育意义,是对主张“接轨论”的那些人的当头一棒,是对年轻人的一种警醒。很多年轻人是稀里糊涂,认不清自己的优势,还是有一点奴才文化的气息,所以在这个时候要大力提倡振奋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徐永祥先生的文章尽管很短,但是在这一点上很响亮。我就说这几句。
从徐老师身上看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硬气和使命感
潘嘉来(浙江省美评会会员,笔谈):对于我们这一辈人来说,徐老师是一位长者。记得第一次见徐老师是在美院图书馆,当时徐老师好像是美院图书馆的馆长。我是跟随应善昌先生一起去的,应先生对徐老师非常尊重,我当时认为应先生已经很厉害了,设计做得很好,应先生敬重的人一定更加厉害。这是我对徐老师的第一个印象,那时候我才十几岁,不到二十岁。
真正多一点了解徐老师是在参加了浙江美术评论研究会之后,听了徐老师的不少发言,也读了一些他写的文章。作为晚辈我从徐老师身上看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硬气和使命感,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我觉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最可贵的东西,敢于说真话,敢于为民请命,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向徐老师学习的地方。
刚者易折,徐老师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但从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敢于为民请命的精神是不会死的!
在中国美院的80年历史中,他是一颗耀眼的璀璨的明星
冯毓嵩(浙江树人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笔谈):徐老师是一位充满大爱情怀的人。无论对国家、对民族、对学校、对学生、对普通人他都怀着高尚的大爱。论国事他慷慨激昂,对学校他鞠躬尽瘁,对友朋他炽烈如火。他一介布衣,却有着像国务院总理般的责任心。人说他“爱管闲事”。对学生稍有成绩,他总是喜滋滋地说些鼓励话,夸他们“很争气”。他对于求教于他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是热情教学,赴汤蹈火,义务劳动,一片真情。他下乡过的地方,他生活过的地方总是结交下一群真朋友。1958年下乡武康,阿桂、阿毛几位农民兄弟成了他终生的朋友。学友承斌当年处境困难,是徐老师想了好多办法把承斌从矿井里拉拔出来,最后承斌成了浙江名家,把画画到了人民大会堂。“文革”后期,我在上海少儿刊物《红小兵》上发表了一套连环画,没想到久未通讯的徐老师给我寄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以资鼓励,最后他又指出:“世界上拿枪的左撇子是很少的。”——原因是我为了构图,将解放军画成了左手扳扣机的左撇子了。
都说徐老师偏激、嫉恶如仇,容不得半点不公,容不得一点丑恶,这都是因为他有大爱,有爱才敢恨,才敢讲真话。徐永祥先生用他的大爱与大智完成了一个大写的“人”,徐永祥先生用他的道德文章,人格力量完成了一个伟大的美术教育家!在美院的80年历史中,他是一颗耀眼的璀灿的明星!无论什么人,即使你带了有色眼镜也避不开他的光芒!
徐老师的学术前瞻性和大胆直言让我为之赞叹
葛晓弘(浙江省美评会会员,笔谈):上世纪90年代初,在奉化溪口召开了一个浙江省美术教育工作会议, 徐永祥老师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他针对当前美术现象,从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及美术欣赏和城雕等方面产生的不良现象, 进行了大胆的抨击,明确提出要扫除美盲,普及美育的观念。指出扫除美盲是继国家扫除文盲之后的第二个重要任务。今天重温这一观点,相比近期人们热议吴冠中先生所谈到的“美盲更比文盲多”的看法,徐老师的这一观点实在要比他早得多。也许当时徐老师所提出的观点没有通过媒体的报道,因而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但他的这一观点,成了我今后美术教学中的一个明确方向,那就是在向学生传授技能的同时不忘普及美育,并且自己在理论方面所花的功夫也渐渐多起来。
徐老师的每次讲座和发言所具有的学术前瞻性和大胆直言,常常让我为之赞叹。虽然徐老师离开我们有一年了,但对他的记忆将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范达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