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第34版）编校者还特举司马光的《涑水纪闻》一书为例，称现在流传的本子，并非全书，近人夏敬观在校订该书时，曾以宋刻本朱熹的《五朝、三朝名人言行录》所引的数十条参校，不仅文字方面胜于通行各本，且有八条为今本所无，而“这八条即全见于《事实类苑》，两书文字也几乎完全相同”。由此可见，关于徐铉所擅“竵匾”书抑或“■匾”书的记载，今本《梦溪笔谈》的文字未必确然可靠，根据校勘学“异文从古”的原则，《事实类苑》所引的“■匾”之“■”可能恰恰是沈书的正字。要不然，沈括明言徐铉的行笔“至于曲折处亦当中，无有偏侧处，乃笔锋直下不倒侧”，其他宋人著作，如孔平仲《谈苑》卷四、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十三、董史《皇宋书录》卷中所引《挥麈录》等也均同此说，宋翟耆年《籀史》至谓“铉篆迹殊绝，晚年作■匾篆，毎笔墨迹当画中，非用笔极正不能尔”（衡文亦将此称作“中锋用笔法”），似这样以用笔端正著称的书体，如不是因为文献刻写的讹误并且以讹传讹，恐怕不会至于要无端用一个“竵”（歪）字来命名吧（与李庶民一样，前人也偶有持“篆书以长为正，扁则不正，故称歪扁”之类的说法强为解释的，但终究有欠圆通）。

　　3、古人创造书体，往往假托圣贤，这本来不足深论。但当时之人对于书体的命名，却总离不开虫鱼草木，这一点正与吾国先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文化渊源相契合。试翻宋罗愿的《尔雅翼》，其卷三十引《字源》云：“庖牺氏获景龙，作龙书；炎帝因嘉禾，作穗书；苍颉变古文写鸟迹，作鸟迹篆；少昊作鸾凤书，取似古文；髙阳作科斗书。”古人喜用动物之名以命书体，由此已见一斑。倘若更加搜罗，则可举出：蚊脚、蚋脚、鹄头、隼尾、龙篆、龙爪篆、龙虎篆、虎篆、虎爪篆、虎爪书、狼书、蛇龙文、蛇草书、麒麟书、麒麟阵、鼠书、牛书、兔书、马书、羊书、猴书、犬书、豕书、鱼书、鱼篆、蜾匾篆、■扁篆、蜗篆、蜾篆、螺书、龟篆……等等。汉许慎《说文解字》《叙》即列“虫书”一大类，段玉裁注又拉上“新莽六体”书中的“鸟虫书”。今人刻印称鸟虫篆者甚多。明人顾璘总结说：“古者书法之兴，皆取象山虫鱼草木之类。”这话可谓知言。

　　先民于动物是有深层情结的。不说图腾，只上溯《周易》十翼之一《说卦传》即以八动物拟八卦：“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又曰：“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胄，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鼈，为蟹，为蠃，为蚌，为龟；其于木也，为科上槁。”

　　古人对生命的自然之象甚为敬畏，又喜好之，以上命名，极为自然，即使古代君王，见“君”与许多牲畜连类排比在一起，也未见有禁止者。明乎此，才有可能知道，《说文》■、竵明显分为二字，而对于古籍中“■扁”“竵扁”二名的混用，自古至今诸多文字音韵训诂专家为何竟无一人出来辨正。

　　早于徐铉者，如文字学经典《玉篇》的作者、南北朝吴人顾野王，其仕途由梁入陈，史称其兼通虫篆奇字，又擅丹青，顾为博贯经史之大儒，亦好虫篆。

　　举例至此，对于■和篆之可以一起构词，想来读者诸君已不难理解。

　　4、衡文坚称：“徐铉所创的是‘竵扁体’而不是‘蜾（■）扁体’。”并认为，古今文献凡作“■扁”者，均系与“竵”字形近之讹。我想，以这种主观的意见来论断文献中的异文是不够严谨的，我在这里已不烦考辨，只想用同样的逻辑反问一下：何以见得古今文献之作“竵扁”者，不是因为与“■”字形近而致讹误的呢？

　　衡文又称：“胡道静校注《新校梦溪笔谈》：‘徐铉自谓：吾晚年始得竵（古火切）扁之法。’这里‘竵’字倒是写对了，但音标错了。”

　　今按胡道静先生为已故著名音韵训诂专家，研究《梦溪笔谈》的权威学者，对于此段文字，胡先生实持之有故，并非犯了错读的常识错误；而衡文则率然命笔，有失允惬。我在这里请作者检核一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重印本《梦溪笔谈校证》（上册第553页），胡先生于“竵匾之法”下有一段校文：“竵，《类苑》五十二引作■，弘治本、津逮本、玉海堂本、丛刊本作竵……《类苑》此字之下有注云：‘古火切’。”（《类苑》即《皇朝事实类苑》）今胡先生之书具在，意思再明白不过了：衡君所说的错误注音，实际上只是《皇朝事实类苑》的引本在“■”字下的原注。这一点很重要，它不但证明胡先生并无错误，而且还进一步佐证了宋乾道本以前的《梦溪笔谈》，其“竵匾”之名的确当作“■匾”（古火切，拼音为guǒ），而并非偶然的文字讹误。上海古籍社排印的《事实类苑》之所以在点校时对《梦溪笔谈》的这个异文未予取校，也正是考虑到了如上的原因。不过，为了加深读者的认识，我想从字源学的角度对竵■二字再费一些笔墨。

　　5、竵与■之辨：

　　竵，《说文·立部》：“不正也，从立，■声。”段注：“火鼃切，古音在十六部，俗字作歪。”《广韵·佳韵》：“不正也。”《说文·立部》王筠《句读》：“与口部咼音义同。但彼专为口，此则通语也。”《广韵·佳韵》咼、喎同为一字：“口戾也。”

　　■，《说文·虫部》：“■蠃，蒲盧，细要土蠭也。天地之性，细要纯雄无子。诗曰：‘螟■有子，■蠃负之。’从虫，■声。”桂馥《义证》：“《小雅·小宛》文，■彼作蛉，■彼作蜾。”

　　蜾，《说文·虫部》：“■，或从果。”段注：“果，声也。”

　　蠃，《说文·虫部》：“■蠃也，从虫，■聲。”段注：“郎果切。”《玉篇·虫部》：“■蠃，细要蜂，即蠮螉也。”

　　蝸，《说文·虫部》：“蠃也，从虫，咼声。”段注：“旧音当读如過。”

　　今按《广韵》，竵、喎、咼同在佳部。

　　■，《说文·鬲部》：“秦名土鬴曰■，从鬲，■声，读若過。”

　　今又按，竵、■等又同属■声。

　　绕来绕去，怎么都奔到一起来了。该打住了，再绕下去，必将陷入中国文字的巨坑不能自拔。

　　经此一番折腾，可知此二字读音相通，强以读音判别正误固然有些无谓，而一定要执《梦溪笔谈》中的“竵匾”以强论“■匾”之非，也同样属于庸人自扰。进而言之，本人甚至以为，自来大多数书论著作之所以在面对“■扁”与“竵扁”时都会不约而同地倾向于“■扁”，这是因为古之学者心中明了，“■扁”、“竵扁”，二而一也，未有正讹之别，“竵”字只要与“扁”字结合，但读若“guo”音可耳。历时既远，■竵二字又形僻用稀，后人遂索性以“蜾扁”之名取而代之，此正是古人的小心与聪明处，因为无论哪个古代学者，都没有胆量在古辞书中去掉“竵”存在的资格。而对于如此浅显的问题，他们也实在觉得无辨正之必要，只在读音上将“竵”读为“蜾”就行了。只要习用“蜾扁”，“■”、“竵”自然淡出。

　　记得清代有位精于校书的学者谭献（字复堂），他曾在《新校本〈文粹〉叙》中说到宋人撰书难免会犯的几类错误：“有载笔之误，目治之误，涂乙之误，脱简驳文之误”，并说：“惟时诸家，卷轴所见，未必尽合，要当彼此互正，未易别白而定于一。”我认为，《梦溪笔谈》的疑文也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而像谭献这样的治学精神则尤其值得今人学习。

　　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曾用隶书书写敦煌汉简文，文曰：“日不显目兮黑云多，月不可视兮风非沙。从恣蒙水诚江河，州流灌注兮转扬波。辟柱槇到忘相加，天门侠小路彭池。无因以上如之何，兴章教海兮诚难过。”其中“飞”作“非”，“纵”作“从”，“成”作“诚”，“川”作“州”，“颠倒”作“槇到”，“狭”作“侠”，“滂沱”作“彭池”，“诲”作“海”，都是用的同声通借，故马老曾称赞：“此真汉人之辞也。”我想，幸亏有马老如此权威之说，否则面对此种文字，对于胆量大于古人的当今学者，又不知要生出多少笔墨。

　　五

　　陆先生自己从未称所创新书体为“蜾扁书”或“蜾扁体”，因为他的新创与徐铉没有任何关系，亦不同于石鼓文，是一种全新的伟大创造，这是他对沙先生称赞他为当今的蜾扁专家笑而不答的真正原因。

　　然则先生新创书体究以何称为好？鄙人经仔细考虑，认为称“陆维钊的蜾扁书”（简称“蜾扁”），最为允当，又不会产生混乱、误解，因为称“扁篆”缺少了文化气息，“蜾扁”则具有传统意味，沙孟海先生使用的名称是恰当的。即使将来从地上或地下发现了徐铉作品，也可用“陆维钊的”四字加以区别。

　　约定俗成的力量十分巨大，如“叶公好龙”之“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始念“shè”音，后亦从众，读作“yè”，但研究古汉语的学者，对于孰正孰误却不可不知。

　　又如“熊猫”团团、圆圆落户台湾，台湾上层官员称为“猫熊”，以示文化底蕴。笔者在1960年即承某中学一钱姓生物教师告知，熊猫属熊科动物，应称“猫熊”，并说他曾向上面反映，未得理睬。我想，叫“熊猫”比之“猫熊”实在可爱多多，大陆人并非不知，一直叫到现在，不会去理会台湾之纠名。但在生物学上一定不会列入猫科，其学名自然是我读不出的拉丁文字。

　　有时合乎情理，顺口悦耳，实在比考证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