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体的标准时代

　　中国书法自诞生以来，逐渐演变为篆、隶、草、楷、行五种成熟书体。而各书体又在不同的时代分别达到鼎盛时期。总而言之，概有秦篆、汉隶、晋草、唐楷、宋行，我们姑且称之为“五体的标准时代”。各时期又分别有自己的核心代表书家和作品。秦代李斯的小篆、汉代隶书诸碑、晋代以二王为代表的草书，唐代以欧、虞、褚、颜、柳为代表的楷书，宋代苏黄米蔡为代表的行书，均达到了各个时期的顶峰，几为定评。当然这样的提法，只是为了便于说明不同历史时期书风的基本特色，其实除上述诸家外，尚有不少杰出之作，如战国时期的石鼓文，博深高远，清雅脱俗，是历代称许的籀文典范。张芝、史游、皇象的章草，殊为杰出，然姑且视为过渡性书体，兹不列论。西汉五凤刻石与居延、武威、甘谷等地汉简，书格甚高，然或因字数较少，或出土较晚，影响是否可及上述五种，未有定评,俟来者论之。另魏之锺繇、隋之智永，及元之赵、明之董，清代篆隶诸大家，等等，蔚然大观，但因其处于书体沿革之未成熟阶段，或因其书守正有余而风格不足；或其时代书风之总体风格与前朝相比，难为准则，如元明诸家比之晋、宋，清代篆隶比之秦汉，终有不及，故不列为标准。

　　上述书法之标准时代一旦经历时代的检验，即定格为各体书法之正宗，其代表书家或作品即应视为圣典。李斯为小篆之圣，汉碑为隶之圣，王羲之兼楷行草之极则，历称“书圣”，此称非之莫属，其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草书和行书。唐代诸家，瓣香二王，分呈异彩,共为成熟楷书之典范。宋代诸家，尚意抒情，风格突出，较之晋代，行笔更加便捷，可共为行书之准则。此外，石鼓为金文之宗，张芝为章草之祖，且不论之。以上诸称，历代推重，庶为定评。唯唐宋诸家，分而言之，似不足列为圣典，不足为右军伯仲，然楷书至唐尤其繁盛，行书宋人更为便捷，分则小劣，合则多优，何妨以今日之“歌唱组合”喻之，实为不乏其妙。至晋代正草隶篆行诸体皆已形成，右军一出，雄冠古今，加之历代推崇，遂成为百代不易的书法正宗鼻祖。虽然也有“亦恨右军无臣法”的感慨，但王羲之在书坛的圣典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能动摇。自兹以降，数千百年，学书必称二王，违之则成另类。风气流传，至今未衰，个中缘故，请细述之。

　　二、“二王”书风成为正宗的道德背景和文化根源

　　总而言之，篆隶为秦汉为宗，此外诸体皆以二王为宗。然流觞所致，在唐为楷则，在宋为行则，究其根源，犹为二王血脉，正如米芾所言，“草不入晋人格，聊徒成下品”。余为行、楷皆然，格调同样以晋为高。

　　王右军兼擅诸体，陶熔古今，创今草简约流便之风气，涵盖天下。究其缘由，约略有三：一是时势使然。从当时的环境看，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哲学、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社会动荡，各种哲学思想的冲突与调和，使得艺术家的生命意识和自我觉醒思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几百年间是精神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两样发挥到了极致。”①托尔斯泰说：感染愈强烈，则艺术越上乘。”所谓的魏晋风流，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潇洒风流，更有其内心释放的激烈感受和哀伤的一面。王羲之在《兰亭序》中有一段话：

　　“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

　　在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曲水流觞的游乐之际，身为书圣的王羲之发出如此感慨，可见其内心深处的哀愁和痛苦。魏晋风流是有其沉重的一面的。王羲之的书法表现出的情感和生命意识的强烈程度，其体现的文化传统和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是历代书家所不能比拟的。另外，从书法发展的本身看，自秦汉而魏晋，书法各体经多年孕育而呈瓜熟蒂落之抛，书风由质而妍，由繁而简，由敛而纵，当此风云际会之秋，右军应运而生，特立独出，而为宗范。二是人品使然。古人云：右军人品高迈，故书入神品。孙过庭称：右军位重才高，调清词雅，声尘未泯，翰椟仍存……代多称习，良可据为宗匠。”王羲之的人品，从史料可知：出身望族，草圣有传，见其气质高华，不落俗尘；少时假寐避祸，见其聪慧机警；治城劝谢，见其骨梗耿介；坦腹东床，见其不拘细行；屡征不就、墓誓归隐，见其志行高洁，不慕荣利；乐志山水，服食优游，见其质朴超迈；书经换鹅，见其纯真稚气，脱略尘俗。以上种种，集于一身，加之天资且高，用功弥勤，千年书圣，舍此何人？王羲之的品格，儒道合一，既有儒家的修齐治平，又有道家的超尘脱俗，最终以追求人品的正直和精神高度自由为归宿，岂不正是中国历代传统文人慕之不已、心向往之的境界？人品高峻至此，书法焉能不妙？三、中国传统文化使然。右军之书，既雄浑又超迈，既刚健又婀娜，既质朴又妩媚，超妙入神，变化万方，集众美于一身，集中体现了中国儒家哲学的“中庸”“中和”的审美观。

　　王羲之的书法极具中庸之美，正如诗的“发乎情，止乎礼”，“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合乎不偏不易的中庸之道。“中国艺术的两大基本类型是阳刚和阴柔，儒家重阳刚之美，道家重阴柔之美”，儒道的审美情趣表现为“孔子尚文而庄子尚质”。②右军书法兼具阴阳刚柔、张弛开合、质文纵敛的调合之美，不激不厉，风流儒雅，烂漫之极，复归平淡。正与对中国历史文化影响至深的儒、道两家思想文化背景相吻合。另外，右军之书，多为简札，属不经意而书，故能深得自然天成之妙。儒家以经邦济世为尚，“完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者方为博古通今的大儒，而诗赋书画仅为末流，扬雄所谓“诗赋小道，壮夫不为”，书法之理亦然。胸无气质，刻意为之，则流于匠气。名家大儒，随意而书，遂成佳妙，而至不可复得。右军之兰亭禊帖，平原之祭侄文稿，东坡之寒食诗，皆属此类。这种不经意之妙，正是历代宗法者难以攀仰的风骨所在。四、唐太宗李世民等帝王及历代权贵、文人墨客的极力尊崇，使之成为书法史上难以逾越的千年法则。其实，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古代书家被称为‘书圣’的有好几位，最后只有王羲之的书圣桂冠一直保持于不坠，这是有其客观历史原因的。宋齐年间，王氏声名沿未大噪，中间他的儿子王献之曾一度高出乃父。”③直到唐太宗李世民把王羲之的书法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详察古今，精研篆隶，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若斜而反直……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④

　　苏东坡《题二王书》云：“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铤，不作张芝作索靖。”说的是学书要下苦功，熟极乃善的道理，言虽不谬，但“书及羲献”，只不过是学得其法而已，或者说是东坡先生的良好愿望吧。其实羲献是高不可及的。受诸多条件制约，不管天资多高，功夫多深，二王的艺术成就是不可逾越的，这正如古希腊的文化成就高峰现代无法逾越一样。虽然王献之“假托神仙，耻崇家范”，不过王献之的成就根源主要在于没有背离王羲之书法的风流蕴藉，而在风气上更加放纵一些，虽然影响至深，但比之王羲之，其不足之处正是在此，不及其父的中庸冲和之美。

　　三、古代书法审美形式的演变及其规律

　　纵观书法史可以发现，书学的时代风气，敛纵、质妍的审美元素，是不断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围绕一条主线，呈螺旋式运动发展。这条主线就是以儒为主、儒道释杂糅的中国传统伦理哲学。所谓循环往复，并非简单地重复，而是有所继承和发展的。取之于古，而不同于古。如清之篆隶不同秦汉，宋之行草有异于晋唐。其实是有其哲学伦理渊源的。

　　晋代之后,学二王的,都与二王不同,各具自家面目。就质妍纵敛而论，篆隶楷为质敛，行草为纵妍。虽一体之中亦有区分，概而言之，庶几如此。又有古质而今妍之说，而只有右军书法兼具质妍敛纵之美，不偏不倚，“正如鲁庙之器，虚则欹，满则覆，中则正。正直冲和之谓也。”⑤纵观书法史,秦汉多质朴之风,而魏晋趋于妍媚,秦汉而魏晋,由敛趋纵,经六朝而隋唐,乃为一振。唐又由纵趋敛。宋元明三朝以纵、妍为主，虽有赵董之复古振兴，难改主流趋弱之风尚。至清朝乃复敛之，于篆隶崛起。正如俗言：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自秦汉至明清，经历了敛纵质妍的往复变化，可以看出其中蕴藏的规律。清王澍云：“唐以前风骨内敛，宋以后书精神外拓。”“岂惟书法淳漓不同，亦世运升降所由分也。”人皆知魏晋风流为书法之极则，诚然不谬，然而唐朝楷书自有其成熟精美之妙也。启功先生曾有诗云：“真书汉末已胚胎，钟繇婴儿未及孩。直至三唐方烂漫，万花红紫一齐开。”⑥强调了盛唐楷书的历史地位。赵吴兴以倡导复古而为南宋颓靡的书风改弦易辙，其高明处在于以晋唐法度，矫宋靡弱之弊，学赵者徒肖其形，而不知于晋唐法中求之，终是未得也。乃至柔媚不古益甚。有人批评赵书“软弱无骨”，其实是有失公允的。赵的书法直承二王，成就是蛮高的，可以说当在诸宋贤之上，只是用笔变化较少，多了一点雍容华贵之气。软弱浮华之病，学赵者自病耳，不能都记在赵的账上。至董香光以秀淡之气出之，以正学赵之流弊。而后学者则专师董之面目，是以日下，愈秀愈俗。所以学书贵在领会其良苦用心，学其所以学，李北海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具体而言，宗法二王可也。学赵、董得其流美妍媚者易，得其爽健松淡者难，何况二王。由此可知，学右军之妍媚易，雄浑难。此正如人之处世，入世者多，出世者少，能达权通变，宠辱不惊者理少。孙过庭说右军“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后之学者，欲达此柔闲萧散、神气高华、古雅纯质之境界，何其难哉。表现书法形式美的方圆、长短、肥瘦、刚柔、阴阳、向背、转折、奇正、敛纵、质妍、浓淡、润燥、徐疾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矛盾，如何调和均衡，一个原则就是“中和”。所谓“规矩从心，中和为的”，即是指此。

　　四、书法审美元素与传统文化的关联

　　然而万物不可达到极端，过分地强调中规入矩，不偏不倚，也能堕入俗道。其实，中国传统的“中和”之美，并不是绝对的折中和平均，而是一种动态、相对的平衡状态。不了解真正的中庸之美、中和之美，而片面地追求二王法度，就会得其形而遗其神，舍其本而逐其末。如清代之馆阁体，把字写死，毫无生气，使得清代学书者，再难措手帖学，反求于碑刻和篆隶。可见，学习二王不能徒肖其形，重要是学其用笔结体、表情达意上的中和之美，学其气韵。如近现之白蕉先生，一生沉浸二王，而观其书，形体与王皆不相似，气韵却极具晋人风流儒雅之致，此善学者也。据载，白蕉晚年作品一律不落名款，自号“不出不入翁”，自述“余早岁临池，夙以之自负。遇得意，自钤“晋唐以后无此作”印，狂态可掬，然迄今未敢以此席让人。”其自负若此。正如王羲之自谓“余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的自信。据说白蕉先生有一次参加宴会，只著长衫，光脚穿皮鞋，而不穿袜子，其放荡不羁，脱略形迹，大有右军坦腹东床的意味。观其56岁所书《兰题杂存》，气息醇正，格调高雅，恍若晋人再世。难怪沙孟海先生跋其后称：“造次颠沛，驰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所以说，白蕉先生气质高华，为人清峻不俗，故其书能得二王之神韵，由此更悟一理，学书不徒学其形，更要学其神，总之要学其人。人品不高，书焉能妙？这就涉及到一个书品与人品的问题。古云：依于仁，据于德，游于艺。自古有言，书如其人。刘熙载《艺概》：“书者，如也。如其志，如其学，总之如其人而已。”这里所说的人品，不仅仅局限于人的品质道德，还包括人的修养、学识、品位、格调、风骨、气魄等等，还包括情感因素在内。苏东坡云：“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又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终不能妙。”正是文以人传，书以品贵，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等人，无一不是人品超迈，书绝千古。对于赵吴兴、王铎的身事二主、历来争议颇多，多是因为对其行为本身的看法就有所争议。从古代的观点看，二人是不符合“忠”的规范的，这里不想就此多做议论，但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原因，二人的书法价值还要更加被人推重些。但是终究赵王二人不是蔡京、秦桧，否则真的便无人问津了。这个例子说明，书品真的与人品是有相当紧密的关系的。虽然启功先生对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是唬人的，但是那只是对于“笔谏”含义的理解不同。清代王澍云：“圆润和明，仁也；中规合矩，礼也；布分整饬，义也；变动不居，智也；准律有恒，信也。五德俱备，举而措之，无施不当矣。不止于一身一家之治矣。由此而悟书法，行楷草章，直如驰骤康庄耳。”⑦王澍所说的五德，以人品喻书品，虽有其局限性，但是他为我们启迪了一个视角，即将书法审美元素和人的修养要求，与中国传统哲学乃至文化关联起来。

　　我们看到，这种关联是无处不在的。正如毛笔，管为刚，毫为柔，执刚用柔，刚柔相济，恰恰符合 “仁，体刚而用柔，义，体柔而用刚”的儒家学说。用毛笔、汉字、易经、中国的国学文化，都是以简驭繁，高度概括的抽象思维文化。如二王虽然并称，但是王羲之的地位要高于王献之很多，对比二人的书法我们不难发现。王献之更加抒情、张扬、锋芒毕露，称为“外拓”的笔法。而其父则平和内敛，安静温雅，“体现了魏晋风度，又不流于疏狂，正合儒家要求的‘文质彬彬’和‘中和’的审美理想。”⑧再如书法之落款，一般都小于正文，体现了宗法文化中尊卑主从的谦致思想。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时代标准的书体中，凡是加强中央集权和思想统治的朝代，盛行的书体，则是倾向于静敛的篆隶。如秦伐灭六国，焚书坑儒，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清代有文字狱，都对书风流变、字体沿革造成了影响；反之，凡是释、道教盛行的朝代，一般都以行草为主导书体，如晋尚玄谈，道教盛行，宋尚禅宗，佛教渗透，书家受之影响，在书法创作上有所体现。王羲之与道士许迈交游甚密，游山泛海，采药服食；苏东坡、黄庭坚参禅悟道，强调顿悟，抒情尚意，追求自然。一时风气所尚，启迪影响了书法。这说明中国的伦理文化，附属于经济和政治，建构于亘古长存的宗法和意识形态观念之上，而又落实到人格精神的构造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书法家的精神所寄，在于脱却尘俗，归于自然，而这正是书法所需要的极高境界。书最忌俗，人所共知。从这个意义上说，释、道的影响，是有其积极意义的。需要说明的是，儒、释、道三种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于书法的影响不是等量齐观的，释、道的影响虽然很深，但儒家思想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千百年来，其对于人们思想、生活和文化的影响之深之广，是无法动摇的。因此，儒家文化对书法的影响是主要的，这一点无庸置疑。

　　五、学书的正确途径

　　明白了书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及历代书法审美形式的沿革和发展规律，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学习书法的正确方法，即：学古而反求诸内，于古为新，方为正道。如草以晋为标准，学草必求法于晋，唐宋诸贤、及赵董之流，皆是复古高手，终成大家。因此复古即创新，复古才能创新，这就是于古为新。学书必钻研古法，立足一家。学之成熟，乃更融会百家，成自己面貌。白蕉先生学书，于二王外一步不窥，每日临帖通宵达旦，墨不尽不休，至老不改。曾言：“狠不易，对自己狠更不易，十纸撕其九，又弃其一。”对自己近乎苛求。

　　篆隶则必入秦汉室，方为正道。楷则以唐为宗，求晋人意趣。故云“隶宗秦汉，楷法晋唐。”学古，要学其形，求其神，更要学其人。做到人品不俗，乃能书法高妙入神。由此而言，书法不是一门技术，也不只是一门艺术，其实它是一门关乎人的修养的学问。学而仰之弥高，俯之弥深，不仅仅是因为艺无止境，更是因为人的修养无止境呵。

　　

　　引用文献：

　　①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②引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254页。

　　③引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254页。（杨仁恺《中国书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36页。）

　　④李世民《王羲之传论》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 版，122页。

　　⑤虞世南《笔髓论》。

　　⑥《启功先生论书绝句百首》，广西美术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13页。

　　⑦《王澍书论》，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第459页。

　　⑧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