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去海宁参观“博大精深——饶宗颐先生的艺术世界展”，复又参加“饶宗颐学术与艺术研究会”的时候，读到季羡林引陈寅恪预流果形容饶宗颐学术与艺术成就的文章触发我的好奇。陈寅恪的原话是：“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此为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末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南京艺术家章嘉陵显然亦与我有同感，其提供的书面发言，开门见山就言及季羡林对饶宗颐的预流果一说。伤感的是，奉献预流果的季羡林却于7月11日驾鹤西游。重温季羡林的种种名相，季羡林《病榻杂记》撰文自摘三顶桂冠的谦诚和磊落让人钦仰不已：

　　一辞“国学大师”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

　　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上把“国宝”桂冠摘下来。

　　对比曾被入校新生误认为校工而请帮助照看行李的季羡林的摘帽，那些以大师、大展自诩的“夺冠”者，买块豆腐撞撞死算了。季羡林文中特别点到与他同列的几位书画名家也有“国宝”称号，是否也应该学会自摘？而外人是否再也不要用“国宝”、“泰斗”、“大师”之类的肉麻词汇套在被誉者的头上，毕竟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是人是知廉耻的，脸皮厚总不至于厚到与大象皮厚那样的份上吧？

　　季羡林“是有自信的，他的自我轻装用足够的明智摆出了请辞的依据，这是一种智者和勇者的力量。但毋庸辞去的是他那一代亲炙过陈寅恪、吴宓、叶公超、朱光潜、俞平伯、朱自清等五四以来大师名家们为人和为学所造就的标高，那是一种伟大的理想主义和学术皈依精神的标高，让百年后的我们时感卑微和怅惆。”（夏烈）

　　“当季羡林捐出所有以齐白石画作起步的昂贵收藏品，而自己两袖清风、靠稿费补贴家用时，他捐出的又仅仅是字画吗？

　　从今年年初人们质疑文怀沙直至他被摘下大师帽子的一波三折中，在民间一波波升起的对大师的渴望甚至焦虑中，我们又看到了什么？大师的缺失，不是文化和学问的缺失，而是一种价值观的缺失，是在喧嚷浮嚣中人们对远去的真善美的更为强烈的追忆。

　　告别大师的时代，我们都成了孤独的孩子。”（陈桔）

　　“对于我们常人来讲，阅读季老的书不是要牢牢记住大师的每一句话，而是要用心体会大师的人生态度、思维方式以及为人处事的方法，体会他的宽容、智慧、幽默、性情、风趣、简单、自责、忧虑等等。”（荆墨）

　　7月9日，我在苏州“赵宧光文化价值”研讨会上聆听与会专家发言时，感悟到赵宧光作为苏州晚明时期文艺界的隐逸灵魂人物，即使不许以大师，仍不妨碍他“何意千峰顶，相携最上行”的超然。一个能产生大师的时代，肯定是一个懂得“相携最上行”的时代，而大师们总是最超然的。

　　“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怀念季羡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