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的演进

　　“碑”是我们最熟悉的一种石刻形式，在游览名胜古迹、名山大川时，经常会与历代碑刻擦肩而过，其中有些碑刻可能还是儿时习字的入门教材。虽说不陌生，但大家一般都会用“碑”这一名称来泛指历代石刻文字的全部，而不去区分它究竟是刻在山崖上，还是寺庙、学校、陵园、官府等等。对从“碑”上印拓下来的装订成册的文字，径直称作“碑帖”，其实“碑”与“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最初“碑”这一汉字是用来指称单独竖立的木桩。这种木桩顶端还有一个圆孔，这一特殊的圆孔还有一个专业名字叫做“穿”。这种远古的“碑”大多立在墓穴上方四角，是专门用来下葬的，将下棺的绳索(古代书面语叫做“綍”)穿过“碑”的圆孔，一头拴着棺椁，一头用人力慢慢收放，徐徐将棺材下放到墓穴中，然后填土堆埋。在整个下葬过程中，“碑”起到了辘轳架作用，类似于最原始的“定滑轮”。古文献记载为诸侯执綍者有500人之多，皆牵綍而负引，以击鼓为号，逐节舒纵，我们可以从中想见当时的辘轳架一定高大无比，堪称“丰碑”。

　　“碑”的这一最初原义，我们可以在唐代陆龟蒙的《野庙碑》中得以充分印证，陆氏云：“碑者，悲也。古者悬而窆(埋葬)用木。”可见，远古的“碑”为木质而非石质，上面并未书刻文字，与我们今天认识的“碑”截然不同。1986年，在陕西凤翔秦公大墓的墓道中出土了四件无字下棺竖木实物，其高1．7-2米，直径0．4米的木桩，这一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原始意义“碑”的实物样本。

　　埋葬结束，墓穴四周的“碑”(竖木桩)一般不再移走，这种醒目的“碑”有标识墓葬方位的作用逐渐被人们发现和利用，所以“碑”从产生之初就与墓葬风俗紧密联系。由于木质的碑容易腐烂，“碑”又由下棺的木质辘轳架逐渐改良成石质的“碑”，后人称之为“墓表”。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墓表”仍是无文字的竖石。后来偶尔有人开始在无字的竖石上书刻死者姓名、籍贯等少量文字，其墓葬标识用途被逐渐发挥出来，随后在“墓表”上刊刻文字流行起来。直到汉代，臣子为追述君父的功绩与美德，才在“墓表”上书刻大量褒彰业绩的铭文，从而产生了真正意义的“墓碑”，并由“墓碑”逐渐繁衍派生出“记事碑”、“功德碑”、“刻经碑”、“祭祀碑”等碑刻家族群体。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先秦时期还有两种器物亦被叫做“碑”。其一就是古代宫廷“测日影”的计时工具，后人称为“日晷”；其二是祠庙、衙门、学校等公共场所门口用来拴牲口的柱子。将测日影的日晷和拴牲口的柱子命名为“碑”，就是缘于同是无字竖石或竖木。1996年在新郑市黄帝故里西侧600米处的韩国宗庙遗址，发现一块“无字碑”。整体呈圭形，上半部像匕首，下半部中间还有一穿孔，质地是灰色沙岩，正反两面上部都被人工打磨。此块“无字碑”应是战国时期韩国太庙所立之“碑”，这比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汉代石碑还要早数百年，被誉为“中华第一碑”。

　　既然最初的碑都是没有文字的，那么古人纪事书写于何处?从现今考古发现，古人早期纪事大多附载于各种生活器物上，又因期望流传千古，故多选材坚硬。我们在参观博物馆时不难发现，人类早期文明都留在甲骨卜辞、青铜铭文之上，石刻文字出现得很晚。早期的石刻文字并没有为了铭刻而对岩石进行外形加工，只是简单地利用石块或石壁的天然形状，此时的“碑”当然也就没有相对固定的外部形制。因此，古人对先秦石刻文字不称为“碑”，而称“刻石”或“立石”，这一称呼一直保持到西汉。现存西汉著名刻石有：《群臣上寿刻石》，《鲁孝王刻石》等等，没有一块是称为“碑”的，一律叫做“刻石”。

　　记事载体从数量有限、价格昂贵的青铜器转移到取材方便、价格低廉的石头，“以石代金”是文化发展史上的一种必然选择。加之刻石材巨形丰，性坚质稳，故秦朝以后，刻石蔚然成风，镂金渐次绝迹，刻石又依照铭刻的目的与用途的不同，逐渐分化产生出各种不同外形的石刻类型，其中就出现了具有现代碑帖含义的“碑”，这一石刻形制在东汉得到了普遍接受并逐渐固定下来，成为后人广泛遵循的碑刻制度。从无文字、无固定形制的原始“竖石”，发展到东汉有一定形制、一定文体的铭刻碑版，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漫长演化过渡时期，并延续至今未有大的改变。

　　现今我们所说的“碑”，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碑”是指众多石刻文字中的一种，其铭刻载体必须是经过精心加工磨制的，有一定形制规格的长方形竖石。而广义的“碑”，则是泛指各种类别、形制的石刻文字，如刻石、碑、碣、摩崖、墓志，塔铭、石阙铭、造像题记、画像题字。刻经文、界石铭，建筑构件题字等等，“碑”成为一种石刻集合名称。

　　碑的形制

　　东汉是“碑”这种石刻正式定型的重要时期。碑一经定型，便在宫廷、庙宇、通衢、陵墓、园林广泛应用，并成为最主要的石刻类型。碑的外形大致可分为碑首、碑身。碑座(或称碑趺)三部分。汉碑的碑首与碑身大多连为一体，其底部插入碑座顶上的榫槽内，另有少数没有碑座者则直接插入土中。汉碑的碑首形状分为圭首(三角形尖顶)、圆首，平首(或称“齐首”、“方首”)三种样式。圭首碑就是上锐下方的尖头碑，因形状与“玉圭”相似而得名。“玉圭”在古代视为通灵的礼器，被列为五瑞之一，是一种崇高的信物。周代筑坛祭祖时，就有将玉圭埋入坛下奉献给祖先的祭祀方法。早期墓碑、祭祀碑的碑首采用“圭”形，就是源于它具有的“通灵性”。汉碑中圭首碑有：《郑固碑》，《鲁峻碑》。《鲜于璜碑》、《景君碑》、《白石神君碑》、《仓颉庙碑》等等。“圆首碑”即指碑首为半圆形，通碑外形“上圆下方”隐含着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平首碑”就是长方形石板，造型最为简朴，但在汉碑中数量不多。

　　碑额与碑身

　　碑首正中央部位称为“碑额”，其位置类似于人的额头，故名。上多用篆书写碑名，故又称为“篆额”或称“额题”。额题文字书体除篆书外，尚有隶书、楷书、行书，草书极少见。

　　碑身正面称为“碑阳”，背面称为“碑阴”，两侧称“碑侧”，一般将靠近碑阳碑文首行的一侧称为“左侧”。碑阳刻写碑的正文，碑文逐字自上而下，逐行自右而左书写，亦有少数碑文逐行自左而右书写，我们称之为“左行”。碑文一般先用散文记事，后接韵文(三言、四言，五言、七言)赞颂。碑阴多刻门生故吏、撰书人、立石人姓名以及捐资建碑数额等。碑文如果过长，一般依顺时针沿碑阳、碑侧(右)、碑阴、碑侧(左)环刻碑文。少数碑阴另刻其他内容者，称为“后碑”。此外，汉碑还有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特征，即额题位置一般因势而就，不必强求居中。碑文亦有偏于碑身右侧，不求满布的情况，这些特点在后世碑刻中均十分少见。

　　东汉以前书碑人多为书佐小吏，鸿儒大家极少涉足，所以汉碑多不见书碑人姓名，存世汉碑中留有书碑人名姓者，仅有五例：《武斑碑》之纪伯允、《华山碑》之郭香察、《衡方碑》之朱登、《西峡颂》之仇靖、《鄙阁颂》之仇绋。隋代以前书碑、刻碑一直被视为匠人之事，不受重视。唐朝以后，由于碑文化的繁荣，帝王将相、士族名流纷纷加入碑撰、书刻活动，例如，唐太宗李世民书写了《晋祠铭》、《温泉铭》，武则天书写了《升仙太子碑》，李隆基书写了《石台孝经》、《纪泰山铭》，七十六岁高龄的太子率更令欧阳询还奉敕书写《九成宫醴泉铭》等等，书写碑文在观念上从一件苦差事转变为一项高雅而流芳百世的文化大事，这样就开始形成在碑版上加刻撰者、书者、刻工名姓的风气，为书法史留下了大量书家资料。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