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穿与碑晕

　　汉碑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是碑额下往往多凿有一个圆孔，直径在10厘米以上，称为“穿”。圆首碑“穿”四周一般还刻有三圈的弧形纹，称为“晕”，如《赵蓟碑》、《营陵置社碑》、《孔宙碑》、《仙人唐公房碑》等。大家不禁要问汉碑为何要有“穿”、有“晕”呢?这共有三种不同推测，第一种认为这是汉碑沿袭早期竖石葬俗，“碑穿”就是模仿下棺辘轳架上的圆孔，“碑晕”是模仿下棺引绳在“定滑轮”上摩擦痕，属于一种复古做法。第二种认为汉人深受“天人相应、天人一体”思想的影响，碑之圆首就象征着天，而“碑穿”则意味着天上的日月，“晕纹”则象征为日月之光环。最后一种说法就是，墓碑的“穿”与“神主”相通，“神主”就是古代放在宗庙中逝者的牌位，类似后世民间的灵位牌，“神主”一般木制，高一尺二寸，中间亦有孔。究竟哪种推测最正确，还是三种说法都有合理性，至今尚无定论。

　　汉碑穿孔的位置高低、形状大小并不整齐划一，但一般多在碑额的额题之下，碑身的碑文之上，起到分界碑额与碑身的作用。亦有少数汉碑的“穿”在碑身正中，如《袁安碑》、《袁敞碑》等。魏晋以后，沿袭数百年的“穿”、“晕”古制逐渐废止，从此额题必求居中，碑文必求满布。

　　随后在三圈弧形“晕纹”的基础上发展变形为蟠、螭(一种无角的黄色龙)等图案，晕纹本身转变成龙身，晕纹的两端雕刻出下垂的龙头，如建安十年(205年)《樊敏碑》。汉碑碑额的纹饰得到较大的扩展，出现了“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仙人、祥瑞、神兽、珍禽等。如汉代的《鲜于璜碑》，碑额正面刻有青龙、白虎，背面刻有朱雀，碑座代替玄武，这样“四灵”齐全。南北朝时期碑额四灵中的青龙图案相继为蟠龙纹、蛟龙纹所替代，龙纹的出现，已经超越了祥瑞神异的含义，更成为皇权与地位的象征。

　　隋代以前的螭首碑，一般雕刻二条或四条螭龙，龙形瘦小简洁。到了唐代，正规重要碑刻的碑首均有六条浮雕蟠螭，龙躯浑圆粗壮，腿爪强健有力，两爪在碑额正上方托起一枚宝珠，宝珠四周刻有火焰纹，或者宝珠下刻束腰莲座。此枚宝珠在佛教中称为“摩尼如意宝珠”，是佛教的法物，佛经上说它是由佛陀的碎身舍利变化而来，能为人间施福，法力无边。因如意宝珠深藏大海，一直由龙王看护，故它也随着龙王一起被刻入碑首。

　　碑座与赑屃

　　汉代碑座多为方趺，不加雕饰，有的甚至没有碑座，直接插在土里。我们今天熟悉的乌龟形碑座出现得较晚，直到汉光和六年(183年)才出现在《白石神君碑》和《王舍人碑》的碑座造型上，后人称之为“龟趺”。

　　龟趺可能由玄武演变而来，俗传此龟形物为“龙生九子”之一，形似龟，好负重，名曰“赑屃”，亦名“霸下”。唐代以后，这种昂首凸目的龟趺成为最普遍的碑座形式，人们认为它力气大，寿命长，希望它能永远驮着碑石，流芳千古。此外，龟趺的底面积较大，能起到防止碑刻沉降的作用。唐碑碑座除“龟趺”外，还有“须弥座”和“方座”，这两种碑趺式样一般被与佛教有关的碑刻所采用。如柳公权书《大达法师玄秘塔碑》就是采用“须弥座”，史惟则隶书《大智禅师碑》则采用“方座”。唐碑在外形上较之汉魏六朝的碑要巨大得多，动辄四五米之高，因此唐碑的碑额与碑身只能分离为二，各自单独加工雕刻，然后拼装组合竖立。碑额较碑身略厚，还能起到防雨作用，减缓碑身刊刻文字风化剥蚀速度。此外，唐碑碑首范式中还演化出一种同时具有汉碑的圆首、圭首两种寓意的样式，圆首即指蟠螭浮雕在碑首外围，暗含天圆地方之意。圭首即缩化为尖头状的中央题额部分，带有通灵意愿，在一块碑上巧妙地将两种碑首寓意复合在一起。

　　至此，正式确立螭首、碑身、龟趺三部分的经典碑式，并为历代遵循。碑已经成为集书法、文学、绘画、雕刻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身的精美石刻艺术品。碑除了普遍用作标识冢墓、铭功颂德，纪事立言外，还被用来刻写经文、药方、书目、谱喋、地图、天文图等多种用途。碑的文物、史料、艺术价值逐渐得到后人重视，唐、宋之际还出现了西安碑林等专门收藏保护历代碑刻的机构，继而出现了针对金石碑版为研究对象的“金石学”。

　　帖的拓展

　　“帖”在《说文解字》上解释为文书卷子的标签，因为书写在帛上，所以“帖”字从“巾”部。后来“帖”又由“题签帛书文字”这一概念扩展为“小件篇幅的书迹”，用来泛指书写在纸、帛、素等载体上的文字。魏晋以后直至唐代，“帖”才被用来称呼“法书”(就是“名家墨迹”)。“法书”被称为“帖”可能就是缘于“帖”有小件篇幅书迹的含义。

　　古代无法影印“法书”，要想复制“法书真迹”只有钩摹(唐代称为“响搨”)，但钩摹一次只能得到一件副本，费时费力，想要批量生产只能借助刻碑、拓碑复制方法，将“法书”刻到石板或木板，称为“刻帖”或称“法帖”。

　　初唐时期，墨拓碑刻之风渐盛，为揭开刊刻“法书”的序幕作了物质上的准备。唐咸亨三年(672年)怀仁集王羲之书刊刻了《大唐三藏圣教序》，由诸葛神力勒石，朱静藏镌刻。此碑刻成后，文武三品以上获准捶拓，王羲之的法书得以较大范围流传。此举直接启发了“法帖”的刊刻，促成了弘文馆模勒刊刻王羲之《十七帖》。此外，当时民间还有用木板翻刻李斯《峄山刻石》帖的事例，杜甫诗云：“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此类刊刻一人少量书迹的简短刻帖被称为“单刻帖”，而汇刻单人、数人或历代名人的多卷帙法书称为“丛帖”，或称“汇帖”、“套帖”。简言之，“丛帖”就是若干“单帖”的组合。但至今尚未发现有关唐代丛帖的文献记载与实物资料。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唐代以前古人所称的“帖”，一般就是指“法书”，是黑字白纸的真迹或真迹摹本；唐宋以后所称的“帖”，多为白字黑纸的刻帖拓片，是一种特殊的手工印刷品而非真迹。由此可见，唐、宋人对“帖”的称呼差异很大。

　　传说丛帖的刊刻始于南唐。据清吴仕臣《十国春秋》载，南唐李后主继承了大唐内府的书画名迹后，在保大七年(949年)曾命仓曹参军王文炳摹勒古今法帖上石，世称“保大帖”。除《保大帖》外，相传李后主还曾诏令徐铉辑刻了《升元帖》。宋米芾《书史》中也提到有《江南十八家帖》，明代董其昌还提到南唐刻《澄清堂帖》的说法，但是以上诸帖因仅见于文献记载，尚未见有真本流传。(按：现存故宫博物院的宋拓《澄清堂帖》是南宋坊间取官私杂帖内王羲之书迹，汇次上石，排辑卷数，貌似古帖，实非南唐刻帖。明清之际，还出现大量帖尾刻有“升元二年三月或五月，建业文房模勒上石”字样伪造的“澄清堂帖”。)所以关于南唐有无刊刻丛帖的问题至今还是个不解之谜。

　　现存最早的一部官刻丛帖是北宋刻《淳化阁帖》被称为“帖祖”。宋初，太宗赵光义命翰林侍书王著甄选内府所藏历代帝王、名臣、书家等墨迹作品，于淳化三年(992年)摹勒上石。“淳化”是摹勒刊刻的时间，兼之书法作品都出于皇宫内阁，故《淳化阁帖》又称《淳化秘阁法帖》，或简称为“阁帖”、“官法帖”、“法帖”。“法帖”说明它足供学书之法则。

　　宋代“帖”的概念已经开始由“法书墨迹”转变为“刻帖拓片”，同时后世“帖学”研究关注的核心也定格到“刻帖拓片”上。虽然到了清代中后期，“帖”的含义进一步扩大，被用来泛指从石刻上传拓下来并装裱成册的拓本文字。如大家习惯称某人临摹《九成宫帖》、某人临习《多宝塔帖》等。其实《九成宫》、《多宝塔》皆为唐代名碑并非刻帖，虽然这一“帖”的称呼很不科学，但却被世俗广泛采用。清末随着摄影术传人，影印碑帖拓本得以普及，“帖”的含义又一次扩大，凡是有关法书墨迹，碑帖拓片的照片及影印件统统都被称为“帖”。民国至今，大众临帖、读帖的范本，绝大多数已经不是法书、拓本的原件，代之为各类被称为“帖”的印刷品。此外，随着清末“碑学”盛行，加之康有为《广义舟双楫》“尊碑卑帖”学说的推波助澜，有人甚至将唐碑亦纳入“帖学”范畴，而将汉魏六朝石刻视为“碑学”核心。“帖”在各个历史时期，虽然名称、定义不尽相同，但是传统帖学研究的对象却还是始终不变地围绕着“刻帖拓片”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