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中可能由于某种原因，会做下几件让人后悔的事。有的是小事一桩，如风过耳则可；有的后来可以设法补救，那也罢了。十多年来，我心中郁结着一个无法弥补的“悔”——那是关于萧高洪先生的。

　　两个月前，我终于在废旧报刊堆里找到了十几年前萧高洪先生给我的十一封信，时间从1993年2月16日至1995年5月28日。我重读了他的来信，一封封按时间顺序小心叠好，端端正正地放在我的案头。萧先生谦和细心、周到体贴、严谨不苟的作风再次深深地感动了我。

　　斯人已矣，风范长存。

　　事情是这样的：

　　1993年2月，萧高洪先生受江西人民出版社委托，主编一本《中国历代玺印精品博览》，全书共分十个部分，40万字，他想请我担当肖形印部分的选印及评介赏析工作。第一封信他寄到了启东县文化馆，不久被退回。后据他信中告知，经多方打听才找到了我确切的通信地址。于是1993年3月27日，他又写了一信给我。我当时在启东制药厂工作，27岁，即使在当地，也是一个十足的无名小卒。他在来信中还告诉我，此书有一个强大的作者阵容，其他9位作者是：郭恒、徐正廉、陈远、朱培尔、陈浩、傅嘉仪、徐畅、王玉龙及萧高洪。我一时受宠若惊，欣喜若狂。

　　前面三封信，他主要谈该书的编辑宗旨及各篇的写作体例，还有出版合同方面的一些事。不久，我寄去了肖形印部分的文稿目录及两篇初稿，他迅速给了回信，在加以肯定和鼓励之后，又“绵里藏针”般地提了一些意见。复述可能走样，我忍不住想抄录他1993年5月12日晚给我信中的一段：

　　“因为没有最终定稿，有几点似可作适当的补充与修改。

　　‘商周肖形印’中给人的感觉是：①引文太多，主要是指现代人的，是不是将其提炼一下成为自己的语言，省得日后人们谈起来有堆积材料之感。②，可采用一些比较的方式，如拿肖形印与同时期的图案（岩画或别的艺术）进行比较，也可与文字印章进行比较。（作用、艺术处理手法等）。③肖形印的作用应作一个交待。

　　‘秦汉肖形印’概论部分转折得极好。是否可对某个肖形印如耕种场面的或狩猎场面的作重点介绍，以让人对概论部分加深理解。如能选择到一个与历史典故（有关）的肖形印作重点介绍则更佳。

　　以上是我的苛求之处，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而为，请千万别牵强。

　　总之感觉很好，再经过修改润色一定会更好。”

　　信末，他又专门提醒：“正稿请稍抄正一点，以便排印工人快速工作。”

　　真是以“春风风人，以夏雨雨人”。

　　6月中旬，他收到了我的全部文稿，立马又回了信，并言明晚回了几天信是由于我的稿件是挂号的，因此他才晚收到的原因。他认真地审阅了稿子，认为可以作为定稿，但同时又就一些细节提出了看法，如：

　　“‘篆以虫鱼’，语出自《文献通考》等典籍，这里系指鸟虫篆，在文献中后世这类鸟篆多还搭了一句法李斯鸟虫篆之类。而非肖形之鸟虫。”

　　“清双龙印中的甲骨文→马字。此印不知为清早、中、晚哪期所为。甲骨文为1898年发现。若此印刻在此前，以象形文字称之为适。”

　　我未上过高校，初中毕业后考上中师，学的是普师，对于做学问一道，说实话凭的是直觉。此次在萧高洪先生主持下写作，对我是一次多么好的学术训练啊。

　　我生何幸，得“遇”萧君！

　　从1993年8月4日开始，他给我的信，谈的大多是作者们关注的出版进程中的一些问题。

　　1994年12月底，他寄来一张贺卡，在附言中邀我参加由他主持的一书分卷中一个分册的编撰工作。我由于希望加入省书协的愿望多年来一直不能实现，所以开始放弃笔墨，在商海中打滚，在灯红酒绿的媚惑中已“乐不思文”。我谢绝了他的好意。

　　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1995年5月28日，告知《历代玺印精品博览》一书由于征订数不足3000册，所以迟迟不能开机印刷，“陷入恶性循环”。并言他正在请各地友人设法。信末他又谈起首届印学研讨会召开在即，问我投稿否，“希望届时能相聚在一起。”再接下来，关于此书出版方面的事宜是由江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姚继舜跟我联系的。由于姚编告知征订数还少了一些，我回了一封信，言我愿意把这本书的所有稿费买书，并又汇去好像是1800元钱买书，凑足了出版社愿意开机的数字3000册。书出版后，姚编给我寄来了三大捆书，印象最深的是他在附信中给我算了一笔很详细的“经济账”，多余的几毛钱，是用给我邮票的方式来支付的。

　　先是萧君，后是姚君，他们一丝不苟的做事方式令粗枝大叶的我大开眼界、感触弥深、受益良多。

　　不久，在《书法导报》上看到萧高洪先生患病的消息，报社请求各方书友的支援。此时在商海中“快乐戏水”的我虽然动过给萧先生一些实质性支持的念头，但却始终未能把这事付诸实施。现在留下的印象是当时怕此事做起来有些繁。其实何繁之有？我只要抽出一点“娱乐”的时间，或者我只要跟手下说一声，一切都会解决。现在反省：当年我的良知良心其实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变质与缺失。后来又从报上得知萧先生走了，开始几年我还不曾太多地自责，只是偶而想起会有类似蓝天上一缕云絮飘过的感觉。

　　去年上半年在南京，与好友邵磊相会。由我一个朋友的英年早逝谈到了萧高洪先生。邵磊与萧先生有过不错的交往，对他有较为详细的了解。那天邵兄给我讲了萧先生最后几年如何与绝症搏斗的桩桩件件：讲他如何注重亲情，如何在出差途中生病住院，在病房里又如何抓住点滴时间为完成最后几部著作而顽强工作，各方朋友又是如何以多种方式来帮助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完成他最后的心愿。听了之后，我怅立良久。

　　这几年，每每看到那本《博览》，每每突然地想起萧先生，那种自责与悔恨越积越深。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在人生上有净化人格的作用。潘天寿说：“人生须有艺术。”又说，“艺术是人的精神产品，反过来又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从事艺术是教育别人，也是一种自我教育。”本身已经艺术了的萧君，以德化我，以识惠我，他的言行闪耀着真、善、美的光芒，而我曾对一个正在生命线上挣扎的曾经有恩于我的人表现出的是冷漠，这是无论如何不能用“忙”、“大意”、“拖懒”等字眼蒙混过去的。巧的是那几年，也正是我失去了原来的理想，放弃了对自己钟爱的文化与艺术追求的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