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家泠先生相识，既偶然又属必然，说是偶然，我与他第一次见面，是因为友人的介绍。说是必然，则因为早在此之前，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开始关注美术界的人和事，沪上的艺术家中，家泠先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位，更何况他是一位浙籍画家，我们的相识应是迟早的事。

　　后来的几件事情则使我更为瞩目家泠先生的创作。一是因为新建的浙江美术馆即将开馆，为迎接开馆之庆，决定引进西班牙米罗画展，馆长嘱我为米罗画册写些文字，我于是上网查阅相关资料，不料找到家泠先生对米罗的一些评论，很有些见地，我认为他与米罗的心是相通的。二是不久前我去井冈山干部学院受训，赴校途中经上海转机，忙里偷闲到家泠先生的府上拜访，从他的半岛美术馆到他的陶瓷工作室直至他的几个瓦斯窑看了个遍，不由得感慨于他的创作力之旺盛，更惊异于他大脑中似乎无穷尽的奇思妙想，钦佩之心油然而生。三是交谈之中，方知家泠先生与我都是杭州第一中学（现称“杭高”）的校友，当然他是我的前辈学长。我的母校今年正好建校110周年。一个多世纪以来，桃李缤纷，贤人辈出，仅中外院士就有46人之多，当年鲁迅、李叔同等皆为“杭高”的教师，而丰子恺、潘天寿则是“杭高”的学生。家泠先生当年就是仰慕母校的盛名，特别是有过李叔同这样的美术名师而报考“杭高”的。无独有偶，当年的方增先先生从乡下到杭州求学，报考的首选也是“杭高”，只是后来阴错阳差进了美院。母校有家泠先生这样的弟子，也是很令我们这些后学自豪的。

　　作为海派艺术家中独树一帜的领军人物之一，家泠先生如今已是蜚声海内外的大家，然而在上世纪70年代崭露头角的画家中，家泠先生却不算大器早成之人，究其原因，形势使然。家泠先生天赋聪慧，功底扎实，从小喜欢画画，在“杭高”时就受到良好的美术教育，1959年考进浙江美术学院师从潘天寿先生，毕业后即去上海高校任教，其间便有佳作问世。然而他出道虽早，却不幸遭遇“文革”，蹉跎岁月。十年动乱既是国家民族的浩劫，也是文化人的灾难。但家泠先生的过人之处在于，即使在动乱之中，他也未停止对艺术的潜心研究和孜孜以求，上世纪70年代就投身陆俨少先生门下学艺。而一旦阴霾散去，大地回春，艺术家的才情和积累便喷涌而出，一发不可收拾，上世纪80年代是改革之春，也是家泠先生创造艺术辉煌的新起点。

　　如果以上世纪80年代为起点，审视家泠先生近三十年的创作，你不能不感受到时代风云在他作品中留下的印记是如此之深，换言之，我认为家泠先生的艺术实践是“笔墨当随时代”最好的诠释。上世纪80年代初的家泠先生已是海派画家中的佼佼者，他的人物和山水自成一家，正处于声名日隆的阶段。然而，改革的时代大潮如此强烈地冲击着画家的心扉，而国门打开之后的世界又是如此多彩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特别是大上海所处的前沿地位，使艺术家们从未如此近距离地感受到西风东渐的震撼和启迪。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一个睿智而敏感的艺术家都不可能置身度外而无动于衷。而家泠先生就是其中一个先行者，他是最早感悟到时代脉搏的艺术家。于是他重新审视自己走过的艺术道路，非常冷静而又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未来的方向，毅然放下了自己以往驾轻就熟的题材和被人普遍看好的画风，转而在花鸟画上开始全新的攻坚和变法。

　　如果说，以1983年《堆金》入选“上海——横滨友好城市展”和《粉红色的桃花》在美国三城市展出标志着家泠先生的变革硕果初现的话，那么1984年《开放的荷花》在第六届全国美展获佳作奖及此

　　后一批荷花题材作品的问世，则显示出他已开始在新的道路上创造了新的气派和风貌。这种对于传统中国花鸟画的创新和改造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于一时间八方关注，诸家蜂起，议论纷纷，见仁见智。然而事实是，这一阶段家泠先生的受邀画展在美国、日本、德国、韩国、新加坡及我国香港等地频频展出，广受观众好评和收藏家的青睐。1987年，西方世界首部全面介绍新中国建国以来美术创作的专著，柯珠恩所著的《新中国绘画》一书由美国ABRAMS出版，该书专文介绍了陈家泠与他的创作，并将他的荷花图印在封面上。

　　“创造”的成功并没有减缓或是阻碍家泠先生求新求变的探索，他在花鸟画上的探索是全方位的，无论是构图、色彩、技法的追求，还是意境、气韵的表现，乃至于题材的选择与材料的讲究，都到了精细苛刻、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在百般探索和（下转第20、2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