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有人认真地对我说，沈鹏是全国字写得最好的。我觉得很奇怪，不知这一结论从何而来，有何依据。此人说沈是主席啊，如果不是最好，能让他当主席吗？就连我们福州长乐名胜“金刚腿”，不是也舍弃本地书家，千里迢迢请沈书写！当然，沈鹏现在不当主席了，张海变得字写得最好，因为他是主席啊。

　　这种来自民间世俗的判断很直接，又很有说服力。你要与他申辩，以艺术欣赏角度来反驳，还真要费一番口舌，弄得不好，甚至认为你有文人的坏毛病——妒忌别人。只好闭嘴。

　　和一般会员相比，一个人在书协里有一个职务是会引人注意的。老百姓就认这个，职务说明了成就、名气。总不会让一个没有成就的平庸之辈来担任书协领导吧。与此相反看法的是从艺术的角度分析，书协领导中水平低下的也太多了，甚至远远不及一般会员。原因当然很多，用来平衡的有之，硬挤进来的有之，因为在官场任职，附庸文艺风雅，也很容易成为书协领导。这就使书协组织里，不纯粹是书法家的组织了。书法艺术虽然源于中国，奇怪的是知晓者又极少，只好看职务论名气，职务高低与艺术水平画等号。结果，那些从官僚岗位跻身于书法家协会的领导，最终也弄不清楚自己水准几何，以为自己也真是著名书法家了。

　　如果全民书法鉴赏能力足以去蔽，南郭先生就得走人了。

　　书法家举办一个展览，完全是书法家一己私事，无非是展示自身的创作水平。但政府官员题词、剪彩都是必须的。“某书记带了五套班子成员来看过了”，有一个办展者很高兴地对我说。他觉得辛苦没有白费，目的已经达到，效果超过预想。说起来，还是十分地不自信，有些自贱，想倚仗官僚的参与，来达到提高自己的目的。

　　如果有一个领导要加入书协，是否让他进来？通常都认为，书协中有几个党政领导，并给他们一些书协职务，有利于书法活动的展开。凭借他们的身份，开展活动比书法家容易得多。但是一个协会的书法水平要遭受质疑——原来这样的水平也能当书法家啊。老百姓看不懂，只看职务，对有书法职务的人表示佩服，本来就缺乏欣赏能力，越往后越积重难返了。

　　书法协会因此越来越多，除了全国性的，省、市、县、区、街道，有条件的都成立了书法协会，还有走出国门的，世界、国际、全球书法协会，数不胜数，有了许多书协职务的空间，老百姓依此判断，譬如世界书法家协会主席的书法肯定比国中书法家协会主席的书法优上一筹，因为世界比一国大得远。我赞同有越来越多的协会间世，在我看来，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正统与不正统一别。书法协会多了，书法职务多了，可以相互竞争，互为比较，也益于共同推动书法的进展，而更多的人具有了或大或小的书法职务，也是很适宜这个十羊九牧的社会现实的。

　　我们阅读书法史，很有感受的是这些留下名姓的书法家都是官僚。从李斯开始到王羲之，从颜真卿到蔡襄，从赵孟頫到刘墉，官僚书法俯拾皆是。但是能令人信服的是一个官僚写出来的字，的确是好字。现在更多的人已不能得知他们官职的功能，却能记住他们的书法，并以为范本。对于这样的官僚书法是无可指摘的，是靠作品说话的。现在的官僚不同，根本难以潜心研习，靠着胆力狂驰，小觑书法，无视书法，又缺乏礼贤书家、不耻下问的诚意，自然与古人的官僚书法难以同日而语。

　　真想要进入书坛，还是要有真正的付出，在这一点上，任何人都概莫能外。

　　笔会多了起来。主办者不谙书法，笔酬就根据职务分配。主席最高，副主席次之，常务理事再次。如此分配最为便捷，无话可说，就好像厅级享受肯定不同于小科长，也是无话可说。由于书法艺术不普及，只是很少的一些书法人口在自娱自乐，更多的人处于盲区，不知鉴别赏评，更不知格调品位，于是就以书协职务的高下来论断艺术品之高下、书法家之高下。

　　书法追求十分个性的事，如同个人的饮食和睡眠一样，完全私有化了。过去的时代没书法协会，人人以脾性、情调交往，相近或相远，各得其适。据《梁书》、《陈书》、《南史》记载，昭明太子萧统身边的文士有30余人，梁简文帝身边的文士有40余人，都是聚散随缘，各得其乐，既有集体的游赏清谈，又有个人的自由发挥，实在是很惬意的事。一个团体形成的目的就是要利于提高个人的艺术水准，有利于推动艺术的进程，而绝不是在团体之内形成心态上的高下之别。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游离于协会之外，一个人凭借自己的努力，同样可以走向理想的境界。这一点，古代的书法进程已经说明清楚。

　　管子说：“矜物主人无大士焉”，不少书协领导在这个位置上，由于“矜物”而难成为“大士”。

　　有人言说书坛太像个政坛了。这句话是很糟蹋书坛的，很不好听。既然有此说，却也不妨从这个角度思考一番。

　　在清代，人们还是以书法作品的艺术水准看待书法家的，否则，像邓石如这样的一生布衣两袖清寒者，恐怕连稀粥都喝不上了。 

　　（选自2009年第2期《福州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