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冯阿姨把饭厅的灯光调暗了，她觉得这样才有吃饭的气氛。昨夜睡得晚，半杯酒下肚，伴着昏昏黄黄的灯光，人就不觉疲倦起来。陈叔叔热情地向我身前的高脚杯又添上酒，我轻轻摇了摇高脚杯，透过清澈的玻璃，我看到自己的倒影在“女儿红”里明明灭灭。冯阿姨边招呼大家多吃菜，边与我聊昆曲，聊旧时文人，我说喜欢张伯驹喜欢袁寒云，有学问，讲义气，救了我们国家不知多少宝贝。忽然她问是否知道叶恭绰和叶公超，我愣了愣，激动地喊出声：“叶恭绰是大收藏家，叶公超是新月的大才子！”

　　二

　　小青先生熬过“文革”从外乡回到上海，跟老前辈陶菊隐学历史了。我十年前与小青先生相识，常听他嚼着温润的普通话，说那些年在先生家里读民国人物传记。我于是也读王国维、陈寅恪，读徐志摩、郁达夫，学他的模样，俯身拾几片飘落的枯黄树叶，隐入民国山水，赏一赏那轮皎洁的月光，为我年少的浅薄添上几许老沉——有梦不觉人生寒，我开始向往那些文人雅士的生活，有张大千，有苏曼殊，有吴湖帆，有陆小曼，有好多好多我所知道的人。有天他给我份报纸，整版的页面写了叶公超，还配了他的相片，他画的兰花竹子：“懂国故、懂英文，剑桥毕业回来，23岁就当了北大的英文教师，了不起呀，你好好看看。”小青先生不忘叮咛。

　　叶公超当年曾在清华与俞平伯先生共过事，学生称他们俩为名士。俞平伯先生有天忽然剃光了脑袋，闹得全校沸扬，以为他要出家当和尚了。叶公超很少穿西装，总是绸子长衫，冬天是绸缎长袍或皮袍，配绸子棉裤，裤腿用颇为鲜艳的丝带系紧作蝴蝶结状，随着步履微微抖动翅膀，非常“潇洒”。他的头发，有时候梳得光可鉴人，有时候又蓬松似秋后枯草。但总之两位先生都满肚子的学问。俞平伯是国学大师俞樾的曾孙，一脉斯文，能写诗善填词，是“红学”研究的鼻祖。这位“洋博士”7岁写魏碑，12岁拜在汤定之、余绍宋门下学国画了；他父亲过世得早，从小由叔父一手带大，叔父是大名鼎鼎的收藏家叶恭绰。有学生嫌叶公超一副名士的气派太做作，和他熟稔的学生却说他为人率真热情，并不讲究，有回对着自己的学生畅谈谭鑫培，竟字正腔圆地清唱起京剧《打渔杀家》，“昨夜晚，吃酒醉，和衣而卧……”

　　1939年春天，受叔父叶恭绰所托，叶公超由昆明来到上海保护叔父珍藏的西周毛公鼎。日本宪兵得知消息，以间谍罪扣留了叶公超。中国的读书人，大多很有点傲气、有点硬骨头，特别在家仇国难风雨飘摇的时刻。曾经玩笑地称叶公超是个只知洋文的“二毛子”的闻一多，因为这点傲气、这点硬骨头，在最后一次演讲当天被国民党特务杀害。而叶公超饱受49天皮肉之苦：七次审讯，两次鞭挞、水刑，始终未说出这珍贵的毛公鼎藏匿之处。偏偏“见大人则藐之”的叶公超，躲过这次牢狱之灾后，辗转去往香港，做官从政了。

　　据说从了政的叶公超晚年在台湾并不顺意，一个人写字作画，过着“怒写竹，喜绘兰”的生活：研碎冰花图雪竹，满纸的清气，空博得世情淡薄此心寒。不少人为叶公超惋惜，他原本该是个学者，多一些学术成果，更有利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前途。季羡林先生倒说：“公超先生确是一个做官的材料。你能够想象俞平伯先生做官的样子吗？”不过在我心里，叶公超终究是那个有着名士气派、与徐志摩、梁实秋一般风流倜傥的“新月”才子。我从香港买回的这幅兰花，疏疏朗朗，水墨的线条浓浓淡淡，在顽石间飘出了风露香了。右上方还题了明朝才女景翩翩的写兰诗，“道是深林种，还怜出谷香。不因风力紧，何以度潇湘。”十足才子配佳人。我真高兴，画这画的时候叶公超是快乐的，而我也因此快乐着。

　　三

　　冯阿姨浅浅呡了一口酒，微醺的脸庞宛若流过霞光：“中国的文人，我们敬慕他们，因为他们有一种精神。”她朝我笑笑，“没想你还记得他们，叶恭绰是我的舅公，叶公超是我的舅舅。”“女儿红”在饭厅馥郁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