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基础与国画有密切关系原本是毋庸置疑的事情，现如今再提出诗文基础与国画的关系说明诗文基础与国画之间出了问题。余以为应先分清层次概念：一是在古代经典意义上的“文人画”范畴谈“诗文基础与画”的关系；二是针对近百年来逐步形成的也称之为“国画”的“水墨画”或“彩墨画”来谈与诗文基础的关系。

　　其实，能把诗文基础和画一起来谈的只能是中国的“文人画”。文人画的基础就是诗文，可以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表率，彰显中国文化最高追求的也正是中国的“文人画”，而绝非宫廷制作和匠工绘画。所以“文人画”即是“国画”。二十世纪开始的现代美术教育对古代的中国画经过打倒、取缔、批判、改造、吸收、融合、创新等等之后，基本上形成的是以西方写实描摹为标准的匠工制作式绘画。诗文既未成为绘画的必须，绘画作品也未能显现中国诗文的高贵品格。除少数画家自己用诗文养就自己的绘画创作以外，并未对近代主要流行绘画造成影响。

　　那么，我们先说说诗文基础与国画的关系吧。首先，我们要确定绘画是人类社会的文化活动，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国画即是以中国文化造就的人、用国画独特的绘画语汇进行创作的绘画形式。在中华数千年的发展史上，诗文传承是文明教育、铸造人格、滋养生命的基本手段。伟大的灵魂、丰富的生活、灿烂的心性皆以诗文记录传诵。弘扬完美人格、君子之风则无以谈。读书、尚文是国人教育的恒定法则。“其人无文，其行不远”（孔子）。在国画品评中自古就有“画品即人品”的定论。故而诗文基础必定是国画家人格铸造、文化修养的基本前提。

　　其次，诗文在中国文化数千年的历史上，浩如烟海、丰硕辉煌，它不仅是中国人对美好生命价值追求的集中展现，对诗文本身的锤炼也蕴含着中国文化的高度智慧。优美的辞章，简洁、明确而又意味无尽的诗词都充分地体现了国人在运用文字这一图识之藉表意的绝对优势。国画不只把意境建筑在诗文之上，而且将绘画技术语汇的锤炼和运用也构筑在诗文之上，甚至将诗文直接拿来当绘画语汇所用，而有了“诗书画印”为一体的高贵品格。试想，我们现在使用的汉字并不比两千年前的汉代多多少，只是文字自身形成的逻辑在不断地丰富滋生着汉语的发展。国画自魏晋形成体系，至宋元绘画语汇得以完善，画家就开始以描、染、皴、擦、点、远、诗、书、印、写等各种语汇像文人运用汉字一样在进行绘画创作，以图形之藉彰显文采诗情并直指人心。

　　近代推广的简化汉字与白话文使我们当下的年轻学子多了一层读识古代典籍的难度。近代西方绘画理念与功用主义写实描摹的美术教育也使当今的画人失去了对故有国画的解读和欣赏能力而趋于低俗和功利。

　　再者，从中国画史不难看出，自唐宋以来最优秀的画家如王维、赵佶、米家父子、赵孟頫、倪瓒、文徵明、徐渭、石涛、八大、齐白石等无一不是诗文方面的大家，如此看来诗文不仅是国画的基础，也是国画的内容，更是国画的品格和灵魂。中国诗文的系统就是国画系统，诗文的修持与国画的关系还会像汉字与诗文的关系一样，成为国画可持续发展的无限源泉。没有诗文，何有国画？

　　正是十多年前恭王府中，陈绶祥先生每日以谈诗论文的方式讲授国画之要义，使我等名家班之同学渐渐明白了“国人”与“国文”、“国文”与“国画”的关系。明确了诗文乃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养就的堂堂正正的浩然之气、天地之正气。所以，不修诗文就无法步入国画的殿堂。只有用中国的诗文滋养着心灵，对生活、对生命的热爱和感悟才会通过涓涓画笔不浮不躁而又生机勃勃地抒写出来。

　　有所思·李鸿照　（陕西 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