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外患不断，内争连连。各种本土和外来思潮激荡角逐，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以及文字狱的余威，因此，文人们大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搜罗古籍书画、金石彝器之中，乐此不彼。摹刻金石文字，考据校订之风日盛一日。

　　当时涌现出一批对金石考据之学有深入研究的著名收藏家，他们的眼界与兴趣比前人更为广阔。加上钱币、青铜器等古物不断出土，文物交易市场的形成，促使文人和官员的收藏热情陡然高涨，许多过去不受重视的门类，如钱币、玺印、瓦当、铜镜等，成为他们深入研究的对象。因而引领了当时社会搜罗辑集古物，撰写收藏著录的风气。像王懿荣、陈介祺、吴云、吴大澂、端方、潘祖荫、胡义赞等等。其中，胡义赞即以所藏泉币皆稀品，与当时的藏泉大家鲍臆园(康)相抗衡，有钤拓本《安定胡氏所藏古泉拓本》行世。与他同时的书法家杨守敬在与日下部鸣鹤谈论吾国金石收藏家时说：“碑第一则南汇沈树镛，古钱则光州胡石查。”可见石查先生在当时学界是以金石收藏家的身份而为行内所推崇的。

　　胡氏曾藏有石涛《山居图》、恽南田《鹤鸣九皋诗意图》等。据晚清震钧的《天咫偶闻》卷六载：“赵氏一家《墨竹》卷，首子昂，为中峰和尚画竹，次管仲姬，为淑琼作。次仲穆，老竹一枝。后有王樨登七跋……此卷国初为安麓村物，后不知入谁氏。近归胡石查，又属之濮瓜农矣。”赵子昂一门的《墨竹卷》是何等分量的藏品？可见除泉币大宗外，其藏书画也相当有规模。胡氏有一方朱文印，文曰“吾腕有鬼，吾眼有神”，其对自己手头功夫着实谦虚，而对自己的眼光推许至此，自信十足矣！当然，作为清廷中级官员，经济实力也是比较雄厚的，在藏品的档次中，自然表现得也就不同凡俗。 

　　胡义赞 （1831-1902），字叔襄，号石槎、石查、烟视翁、海云庵主。室名员鉴斋，一作元鉴斋。河南光山人。同治十二年（1873年）举人，官海宁知州。通行简历中说他：“工书画，行楷、山水皆学董其昌，清润淹雅，不仅貌似，题款亦佳。刻印宗秦汉。”笔者藏有石查先生《仿石田翁草亭诗意图》，纸本立轴，横45.5厘米，竖89.5厘米。但此画风格完全看不出“行楷、山水皆学董其昌”之面貌，反而绝类嘉兴吴谷祥，因此颇为怀疑是否吴秋农代笔。后贴图于论坛与藏友同赏，并相商讨，竹石山房主人与友人聊起此作，跟贴于后，认为此画其实就是吴秋农为胡石查代笔之作，理由为秋农北上乃得石查推介，石查曾为海宁知州，二人订书画交，但胡忙于公事，无暇应酬，而请秋农为之代笔亦不无可能。

　　至于胡氏本人山水作品的面貌，文字记载论述极少。他曾于光绪丙戌（1886年）与王孝禹合作《云林溪山亭子图》，是图有王懿荣题跋一则：“石公自得华亭妙，孝丈也曾涂抹来。笑向溪山着亭子，愁心醉眼一时开。”此画风格清雅绝俗、元气淋漓，颇可窥见石查画承开“南北宗论”之董玄宰，另据他在光绪辛巳夏（1881年）为湘亭所作《叠嶂回溪图》里称“思翁作画笔精奇，浑厚华滋是我师。试向琴湖乞灵腕，一林红叶放船时。”此诗对于他的画学渊源多少有自报家门之意。又如其丙戌年（1886年）作《仿董华亭笔意》、丁亥年（1887年）作《拟云林笔意》、丁酉年（1897年）作《抚麓台司农笔意》等，均类思翁之笔而平淡天真、笔墨蕴藉，可谓一脉相承，与吴秋农苍秀隽雅的笔调是有所区别的。黄宾虹在其画论“道咸中兴说”中谓：“金石之学始于宣和。欧、赵为著。道咸之间，考据精确，远胜前人。中国画者，亦于此际复兴。如包慎伯、姚元之、胡石查、张鞠如、翁松禅、吴荷屋、张叔宪、赵■叔，得有百人。皆博治群书，融贯古今。其尤显者，画用水墨。”此论提及胡氏，说他的画是属于“复兴”之际的代表之一，而胡氏作画亦善水墨。评价不可谓不高。

　　吴谷祥(1848—1903)，字秋农，初字蓉汀，别号瓶山画隐，晚号秋圃老农，斋名芳草庐、瓶山草堂。嘉兴人。近人嘉兴倪禹功《嘉秀近代画人搜铨》称其：“初无所闻，工山水，善人物。专习文唐青绿设色，细笔长松，清劲古雅，气象深沉。”此处交代其山水宗法门径。嘉兴吴藕汀老《近三百年嘉兴印画人名录》称其“用笔苍劲，设色清丽，精工之作直夺刘松年、文衡山之席……画松郁郁之气，令人如居深山，而水脚峦头，自然开朗，文唐传派世已少，近代唯一人耳。清末鬻画海上，时画风习尚纵横草率，而秋农独能不落时蹊……俞曲园定为神品，非故誉也。”云云，世人对他的画艺评价可以说是推崇备至了。然这是名噪艺林以后的状况，其“初无所闻”、“莫知其妙”是他当时卖画生活之写照，因此“虽价格低廉，而购者寥寥。”这也是画家作品未能迎合当时市场的一种无奈。

　　胡石查画宗南派，画风虽别于秋农，但无宗派门户之见，延请秋农入幕为其酬应捉刀，眼光何其独到，可谓慧眼识珠。石查是真心钦佩秋农之画艺，既而同情其“购者寥寥”之遭遇。因此，卸任后的石查翁乃“会偕其（吴谷祥）游京师，周旋于名公巨卿间”，秋农依胡石查为徐颂阁（郙）相国画扇百箑，皆抚古神似，此处为徐相国画扇一事，笔者认为，秋农一介寒士，既无此种攀附门径，亦不会有此等卓远谋略，想必是石查翁利用自己在官场上的关系，为秋农精心策划安排的。通过宰相之首肯及揄扬，可使秋农在其成名路上少走许多“弯路”，于是“声振辇下，名噪南北。”如此推测不误，石查先生真可谓策略高手，若放当下所谓艺术策划机构，其策划总监一职，非他莫属矣，一笑。

　　再看这件《仿石田翁草亭诗意图》，题曰：“仿石田翁草亭诗意图，为纬辰仁兄大人法鉴，庚寅九秋石查弟赞。” 庚寅年即光绪十六年（1890年），胡义赞时年60岁，吴谷祥年43岁。检新编《海宁市志》，胡石查任海宁知州时间为光绪庚寅（1890年）至辛卯（1891年）两年。胡与吴的交往时间估计会更早，但石查在任海宁知州期间的这两年里，深惜秋农之才，并招之入幕。利用自己在官场的便利，一则可以解决吴氏的生活问题，结束其因卖不掉画而生活困窘的现状；二则也可发挥秋农之长，为石查本人缓和书画应酬过繁的问题，可谓一举两得矣！吴秋农此时虽正当创作旺盛期，然画作少人问津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入胡氏幕，为其代笔应酬，解决生活上的基本问题，也在情理之中。

　　代笔是因书画家苦于应酬，请其门生或亲友、后人代为书画以应之。斯事古已有之，如最著名而年代最早要推宋徽宗赵佶了。徐邦达先生称其代笔画“几乎十有七八”，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载：“……独丹青以上皇（赵佶）自擅其神逸，故凡名手，多入内供奉，代御染写，是以无闻焉尔。”明清商品经济发达，书画市场需求量远非昔比，画家累于应酬，因而代笔书画成为普遍现象。如《图绘宝鉴》卷六称沈石田：“因求画者众，一手不能尽答，令弟子模写以塞之，”松江派代表董其昌的代笔人就有赵左、沈士充、叶有年和吴振等多人。清代代笔之多不胜枚举，如四王、蒋廷锡、董邦达、钱维城、金农等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代笔之作，其中罗聘为金农代笔之事，已为大家耳熟能详。清俞蛟《〈梦庵杂著〉读画闲评》载：“昔钱塘金寿门树帜骚坛，声称藉甚，客居维扬，两峰师事之惟谨。每作画，乞其题咏，署名其上，时人遂争购之。”由于金农的名气大，两峰画经他题咏后，时人争购之。近代如吴缶老，书画印均有弟子或儿子代笔，徐星洲、钱瘦铁、赵子云、王个簃、吴藏庵辈均是其“捉刀人”。

　　代笔情况甚为复杂，由于作者画债高筑，不暇点染，而捉笔造假；或已名不显，冒名人之笔以牟利，这两种自然都是商业行为。但也有一种情景，不一定都属于营利性的，如作者或年老身倦，或官高禄丰，不耐应酬，但碍于亲友情谊或求者日踵，难以推脱，不得不找人捉刀代劳的。笔者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如上所举例子，罗两峰“每作画，乞其（冬心先生）题咏，署名其上，时人遂争购之”，这虽然也可认为是牟利性的商业行为，然此种行径亦体现着师生间的提携关照之情。

　　想来吴秋农为胡石查代笔应属于第三、四两种兼而有之的情况，以胡的影响及五品官员的俸禄根本不需要卖画赚钱，虽然他晚年也做点书画上的生意，比如石门胡钁曾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及：“石查翁前曾一见，所藏书画精品不少。据云须统去，恐亦不易成交。”这里的书画所指其藏品，但不至于靠兜售自己作品来维持生计。我推测石查请秋农代笔一是为了减轻自身应酬的困扰，二是倚仗自己的名声，让秋农卖画，肯定比他本人（吴秋农）落款出售来得更方便，这便是“名人效应”。倘若此推测不谬，则石查提携扶持后生之良苦用心着实难能可贵。

　　吴秋农北漂京师五六年后南归，晚年橐笔游沪，鬻画为生声名大振，日盛一日，求画者络绎。这种状况当是胡义赞所期望看到的，毕竟他为秋农奔走推介，无非也是希望他卖画的景况有所好转，应该说胡氏对吴秋农是有知遇之恩的。那么卸任后的胡石查又去了哪里呢？据嘉兴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卷二记载他“官浙江同知”，猜想是否去了杭州。笔者在他给明斋（金鉴）的一件信札里找到了答案：“……下马市街新造之房拟往一看，请代约日期，能于明日前往更好。”如此迫切催促明斋为其看房代约日期，想必此时的石查翁刚刚赴杭上任，急需择新居落脚亦未可知。晚年的胡石查徜徉于湖山胜境，与三五好友诗酒为乐，这当是士大夫生活之最好归宿了。　 

　　己丑冬草成于曲江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