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熙先生去世后，他的夫人静庵女士出版了《朱大熙书法集》和《朱大熙诗画文集》两本书。蒙静庵女士抬爱，这两本书出版后不久，都寄给了我。一本是八开的书法集，另一本是诗词墨稿与书法论文、中国画的合集。在此之前我对大熙先生了解不算太多，藉凭这二本书我才知道以书法鸣世的大熙先生还工吟咏，而且对书法理论亦自有心得，偶事丹青，亦卓尔不凡。我收到书后曾写信给静庵女士，信中说大熙先生虽然早逝，但身后有此两书传世，于愿足矣，这一切应该归功于她的努力。就我所相识的嘉禾前辈如张振维、许明农等先生，在书画印里都有相当的造诣，然而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后，作品的整理出版并没有跟上，我不敢说他们的作品就此会消失在浩渺的历史烟尘里，但这的确影响到后人对他们的评价。在这种意义上，大熙先生是幸运的，他的翰墨得静庵夫人之力留下来了，让更多的人跨越我们的时代依旧能欣赏到他的作品，所以我想说的是朱大熙先生这两本集子的出版，就不仅是大熙先生个人的幸事，也应该是嘉兴书坛的幸事。

　　我和大熙先生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而大熙先生已是名满禾城的书家，一手丰神潇洒的米字，功夫和才情并茂。我与大熙先生的接触有限，仅有的几次大约多在嘉兴市的书协会议或笔会上。印象中大熙先生不难接触，没有想象中的名家架子。80年代中期我在几家专业或非专业报纸发表过几方篆刻作品，送展嘉兴市的也以篆刻为主，大熙先生注意到我这个来自海宁的小青年。朱大熙先生是传统派书家，但他不排斥年轻人的个性化追求，反而拿了一块青田石主动请我为他刻姓名章，可见他待人非常宽容，没有成见，后来静庵女士编朱大熙书法集时还把这方印章收录到集中，成了我与大熙先生交往的唯一物证。

　　现在要我去评价大熙先生的书艺仍然觉得困难。在我看来，20世纪的嘉禾书坛摇曳多姿，在现当代区域书坛不可不谈，不过和现代文学史一样，嘉禾书坛上的杰出者最终被归于一个放大的地域流派，如海派或者浙派。仍然留守于嘉禾的书家却无法获得这样优厚的待遇，只能归入地方书法史，或者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这样的书家，在嘉禾可以举出不少，如嘉善的江蔚云、桐乡的毛谈虎等等。嘉兴的情况可能稍微复杂一点，老一辈中有许明农、张振维、沈侗屡等，许明农的书法有乾嘉时期张叔未的风度，张振维和沈侗屡则完全是文人襟抱。我有时骋想嘉兴老辈的风怀，总觉得他们的艺术取向与嘉兴的历史风土有关。如果把许明农、张振维他们划为建国后嘉兴书坛的第一代，那么朱大熙他们就属于第二代了。第一代书家的才情蓬勃，综合修养好，然而书法只是他们的游艺之一，也是他们无数的兴趣之一，这也是嘉兴书坛的前辈不屑跻身以功事意味颇浓的书坛的原因，他们不关心俗名甚至与时不偕。我不清楚这对于嘉兴书坛来说是好事还是不好，但是老辈们的这种书法价值观肯定对嘉兴在全浙的地位会有影响，好在嘉兴的历史积淀太深厚，不在乎一时的毁誉。

　　到朱大熙他们一辈，嘉兴人的这种名士风度还有，与上一辈比，显然更加务实，这其中包括大熙先生参加省书学会，发表有关论文，我视此为由于行政划分上与浙派的一种自然衔接，摆脱了嘉兴与浙派若即若离的关系，这种接触释放出来的意义包涵了对外了解和被了解渴望，恐怕和上一辈们的超就然物外的心态是绝然不同的。大熙先生的书艺，以我的浅见也是这样的。葛鸿桢先生评价：“路子正，气局大，他走的是一条以帖学为主碑学为辅的博采之路。他先以二王为宗，沿晋而下游于唐宋，而后于上个世纪90年代又由此基础出发，上下求索：上溯甲骨、金文、石鼓以及汉隶魏碑，以增其雄强博大之气；往下又对明清行草广泛沙猎。”不过以我看法朱大熙虽是传统派书家，他对于书法的心态是积极开放的，比如他的书法不排斥对当代书家养分的吸取，他的用笔、结体就有沙孟海先生、诸乐三先生的影响，显示他宽容务实灵活的一面，或者说在大熙先生的身上体现出学与用的“与时俱进”和“不薄古人爱今人”的一面。这些由具体人具体事带出的关联使得嘉兴逐渐融合有可能成为全浙书法图版真正的一部分。

　　每每想起朱大熙先生，我总隐隐感到遗憾。这种遗憾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书家，大熙先生过世的那年才65岁，这是作为书法家最好的年龄段，精力还充沛，功力、经验、感觉处于佳好状态，正是出好作品的时候，他理应奉献更多的优秀作品；二是他作为嘉兴书坛有影响的人物，我对于他抱有厚望，他是个多面手，长于创作，潜心于理论，包容量又大，他的存在对于嘉兴书坛的未来意味深长。

　　文化的积累有赖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嘉兴曾经的文化风景，经过历史的沉淀，也许就是嘉兴文化的历史。记住那些曾经为嘉兴文化建设出过力的人们。

　　那些人里，我想不该忘记朱大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