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尚隐居渭水，河畔搭棚，无饵垂钓，文王访贤，拜之国师。伯夷叔齐隐居首阳，不食周粟，采薇林泉，遗民气节使然，君子情操昭著。这样的隐居更多的是要表明一种姿态，树立一个标识，前者有矫情之嫌，类似的例子还有深谙纵横捭阖术的鬼谷子、“我本是卧龙岗上一闲散人”的诸葛亮，后者为无奈之举，类似的情形还有“三以天下让”的太伯仲雍、避秦苛政的商山四皓。

　　“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历史上，退而致仕、还禄于君的隐士有介子推、陶弘景等等，但最著名者还要数“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了。那首著名的《归去来兮辞》便是一篇隐者宣言，陶诗中的经典篇章多显“隐情”，“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久在樊笼里，复复返自然”“白日掩荆扉，对酒绝尘想”等等的句子内蕴玄理，古今传诵。另一位隐士诗人，要算王维先生了。安史之乱时，他迫受伪职，制罪遇赦后便隐居蓝田辋川，过着不食荤腥、不衣文彩的清静生活，时年四十。此间留下了许多隽永悠长、意在言外的佳篇，其中的“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等句子更是韵味无穷，妇孺能吟。袁枚于23岁进士及第，33岁时便不再“为大官作奴”而弃官隐退，买得小仓山随园，从此疏离政治，潜心著述，创性灵学说。南宋御前画家梁楷生性放浪，落拓不羁，向往民间闲云野鹤、无拘无束的生活，他在远离庙堂、栖身江湖后，标新立异，一变陈规，开简约画风，成一代宗师。

　　改朝换代、天下纷争之际是隐居者大量出现的时候。他们中名门世家、贵介公子者有之，诸生后学、士绅官吏者有之，他们带着穷则独善其身、养我浩然之气的信念，带着对钟鸣鼎食、轻裘肥马的眷顾，对壮志未酬、理想幻灭的遗憾，对异族强酋、烧杀抢掠的痛恨，不忍再辱，毅然决然，或隐居，或出家。姚平仲在靖康之耻后隐青城山。王冕于元末兵乱时匿九里山。傅山在明亡后，衣朱衣，居土穴，改号朱衣道人，康熙时中征举博学鸿词，以死拒不应试，特授中王舍人，仍托老病辞归，后人推崇他是：字不如诗，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人。张岱于明亡之际，“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饥饿之余，好弄笔墨，三十年来杜门谢客，客亦渐辞老人去，间策杖入市，人有不识其姓氏者。”此时另外一种隐居方式便是落发为僧，匿身浮屠了。甲申之变后出现的髡残、八大、渐江、石涛“画坛四僧”，便都是孤傲个性、失国经历加忧国忧民、满腹牢骚的一群，反映在他们的画风上则是以佛老思想为主体，以愤懑情绪为贯穿的那类。髡残笔墨沉着，以醇朴胜；八大笔致简率，以神韵胜；渐江笔端空灵，以俊逸胜，石涛笔法恣肆，以奔放胜；八大山人为宁王后裔，明亡后，弱冠之年的他口疾加重，竟至常年一语不发，并在门前贴一“哑”字，平日或哭或笑以佯狂之态避杀身之祸，出家时法号朱耷。“遗世逃名老，残山剩水身”的苦涩经历，使之画作寓义强烈、主观明显。石涛为靖王后代，法名原济，石涛为号，抑郁惘怅、体弱多病的处境造就了其跌宕起伏、忐忑不安的心境，表现在尺幅间则是破除陈法，从心所欲，搜尽奇峰打草稿。这样的隐居实为避祸消灾、潜逃躲藏，与刘勰为著《文心雕龙》隐定林寺、葛洪为炼丹移罗浮山的举动，与赏花品酒、陶然忘机式的自甘恬淡、于世无争毕竟不同。难怪八大后来又还俗结婚，石涛二迎康熙圣驾，礼佛之心欠笃，红尘凡心未泯也。傅山则同反清复明志士顾炎武等人过从甚密，交游甚勤。但蛰伏削迹、漱石枕流的生活方式不论短长，不论是否出乎自愿，终究对其造成了影响，傅之书法、张之小品、四僧之绘画在其各自的领域都达到了观止境界，山民逋客、处士幽人般的身份置换对其影响不能说不深刻。

　　大隐隐于市。林逋一生不仕，隐西湖孤山，不娶无子，以梅妻鹤子为娱，为诗孤峭澄淡，居西湖二十年，未尝入城市。倪瓒世居无锡，一生不仕，以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之画抒胸中逸气，其在《赠陈维寅》的诗跋表白了其处世之态度：“世间荣辱悠悠之话，不以污我齿舌。”生逢改朝换代、兵燹连年的李渔，屡试不爽后居杭州居金陵，处繁华住别业，过着有妻有妾、夜夜笙歌、赋诗论曲、结交名士的生活，却也写出了《闲情偶寄》这样的散逸极品，或服饰妆扮、器具古玩，或园林营筑、饮食烹饪，或种树栽花、医疗养生，大隐风范昭然矣。纪晓岚宦海沉浮数十载，平日里埋头朝政，耽于应酬，却能偷闲于“草堂”，抽空于考据，《阅微草堂笔记》间杂考辨，颇具灼见，或奇技淫巧、文物古董，或草木验方、天文地理，或民俗风情、鬼魅故事，大隐风骨铮铮也。大隐隐于市，何须择取隐居地点与方式，何须深居简出，息交绝游，就像真正的艺术家何须蓄胡须捾发髻，何须终日沉沉、不苟言笑。

　　《麦田的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于１９６５年开始隐居乡间，且外筑危墙，杜门却扫，而此时正是其因这部小说赢得好评如潮，名声如日中天之时。小说表现了一位16岁少年对成人社会的反抗，它的真正喻义恰在于对“自我存在”的反思，领会其深邃内涵有助于了解始终未找回自我的塞林格隐居之原因。内心世界与外部环境按着不同轨迹蹒跚摆荡，朝着不一的方向信马由缰，隐居方式有助于停滞和排除外部世界的干扰烦搅、疑惑混淆，有助于使之渐臻入定化境，厕身觉悟地步，并窥透事物之本相，将外鹜的精神招回，从而更贴近于真的世界。实现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的理想，隐居不妨是一种直截了当的方法。闹市与山林的限线，难道只是畛域之不同？家与寺的边际，仅仅四垣之限？

　　“无端世路绕羊肠，偶以疏懒的自藏。种竹旋添驯鹤径，买山聊起读书堂。开窗古木萧萧籁，隐几寒花寂寂香。莫笑野人生计少，濯缨随处有沧浪。”此乃严嵩《钤山堂集》中的一首诗，名曰《东堂新成》。其旨高远，其趣真雅，寥寥八句，便将归隐遁世、安贫乐道的心思描述尽致。你很难将此清诗与严嵩彼罪人联系起来，但历史上这样的假隐士却不乏其人，其特征是心里想一套，嘴上说一套，行动又一套，归隐便其是嘴上的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