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美术馆副馆长、美术史论家梁江先生历经数年撰写的《中国美术鉴藏史稿》，近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是目前所见中国第一部美术鉴藏史。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收藏热的复兴与边缘学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学术兴趣投向“鉴藏”这一领域，遂使鉴藏史论的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对美术鉴藏史的专项或个案研究中，美国学者珍妮特埃利奥特（Jeannette S.Elliott）、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中国皇家收藏传奇》通过皇家收藏由半宗教的力量推崇、传递道德观念与社会规范逐步演化为帝王个人艺术趣味和艺术选择的嬗变过程的描述，揭示皇家收藏因朝代更替所带来的兴衰际遇及其确立其政治合法性的历史意义，是一部宫廷美术鉴藏史；刘金库的《南画北渡：清代书画鉴藏中心研究》和宋路霞的《百年收藏：20世纪中国民间收藏风云录》（1999年）都是一部断代史。前者描述收藏圈由江浙地区北移到清宫内府，对清代书画鉴藏中心及其重要作品进行爬梳考订；后者则是对20世纪私家收藏及其重要藏品的描述，揭示清末宫廷收藏的流散所带来的近代民间收藏的繁荣，以及收藏家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背景中所经历的沧桑世变；郑银淑的《项元汴之书画收藏与艺术》对明代书画鉴藏家项元汴的书画收藏、书画转移及其对艺术创作的刺激作用展开探讨，是个案研究的力作；庄申的《从白纸到白银：清末广东书画创作与收藏史》以统计学、艺术学及历史学等多学科对崛起于晚清时期的广东书画创作与收藏展开研究，详述近代广东的艺术市场、艺术消费、艺术鉴赏及其所蕴涵的文化意义。虽然书中存在不少诸如史实考据类的伤痕，但在区域书画鉴藏史的研究方面，其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可磨灭的。此外，一些以美术鉴藏（或纯粹书画鉴藏）为主题的论文更是不胜枚举。各大院校或研究机构以美术鉴藏个案或现象为硕士、博士论文选题也时有出现。但这些关于美术鉴藏的论著或论文，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形成一部完整的美术鉴藏史，也没有对美术鉴藏所折射的社会、文化等层面的意义展开进一步探研，这不能不说是美术鉴藏研究史上的一种遗憾。

　　庆幸的是，梁江先生的《中国美术鉴藏史稿》的问世，打破了美术鉴藏无“史”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遗憾。

　　《中国美术鉴藏史稿》的酝酿与撰写，始于鉴藏学开始兴起的20世纪八十年代。此时，关于美术鉴藏史学的研究，学术界并无先例可查。虽然如上文所述，一些美术鉴藏史个案或断代史的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陆续问世，但对于如何建构美术鉴藏通史、以高屋建瓴的眼光审视美术鉴藏演进的历程，却是一道令很多学者望而却步的难题。梁江先生以其严谨笃实的治学态度，从原始文献入手，并参照存世的大量美术作品，渐入佳境式地对先秦以降直至明清时代的美术鉴藏做了系统整理与深层探索，为学术界呈现了一部反映中国美术鉴藏发展的历史。

　　所谓“美术鉴藏”，作者认为乃是一种由赏、鉴、藏以及流通四大要素整合一体的社会化活动。鉴是前提，涉及考古、鉴定以及相关的科技检测手段；藏为手段，是目录学、博物馆学以及文物保存、修复工作的基本内容；流通乃属中介环节，包含商业和市场行为，与不同历史时期的体制和经济氛围紧紧连在一起；赏是根本目的，是审美和艺术批评所着力研究的重要课题。所以，在这部洋洋大观的美术鉴藏史稿中，作者始终贯穿着这样的思想，为读者条分缕析出各个时代美术鉴藏的特色。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指出，“凡做一种专史，要看得出那一部分是他的主系而特别注重，详细叙述”。从整部鉴藏史稿看出，梁江先生治史之学是承传有绪的。

　　在作者看来，美术鉴藏史学至少处于历史、工商业史、考古学、艺术批评史和美术创作史这五种学科的交叉地带；判断一件藏品是否珍稀可贵，大体不出经济价值、精神意义和历史文物意义三种尺度；不同时期的鉴藏品不仅整合了历史、社会、文化的种种特征，还体现出不同时代的社会群体心理。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梁江先生突破了历来美术鉴藏研究中纯以鉴藏家和藏品为对象的模式，跨学科、多角度地探索各个时代美术鉴藏所关涉的历史演变、政治背景、文化涵义、社会群体心理等，为鉴藏史学界提供了全新的范例。单从这一点来讲，该书在学术史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美术鉴藏史从广义上讲，仍然属于美术史的范畴。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指出中国美术史研究之困难：“中国美术家，新的一派所学的是西洋的美术，对于本国的美术史，研究起来，当然有相当的困难；而旧派的美术家，又往往缺乏历史的观念和方法”。对于梁江先生而言，恰恰与此说相反。作为一个专业美术家，梁江先生既受过西学的熏陶，又有着扎实的国学功底，所以研究起美术鉴藏史来，可谓得心应手。对于隋唐以前的美术鉴藏史研究，由于缺少可资参照的传世作品，作者便利用大量的原始文献，从经、史、子、集中去粗取精，并参阅最新的考古发掘材料，综合考古学、古器物学、敦煌学、人类学、艺术学等学多科的最新成果，为学界清晰展现出从来不为人所知的先秦至魏晋时期的美术鉴藏史。用“填补空白”这样的词语来评价梁江先生的这段鉴藏史研究，显然不足以概括其学术的前沿性和专业性；对于隋唐以后的鉴藏史，作者在充分利用文献的基础上，以实物证史，借助大量图像资料，廓清鉴藏演进的脉络。对于晚近时期的美术鉴藏，除了对公私收藏及其鉴藏著述研究外，作者还对其鉴藏的社会氛围、作伪的规模化与专业化等方面加以叙述，显示出不同时期美术鉴藏所呈现的时代特色。

　　作为阶段性研究成果，该书的部分章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分别在《美术研究》、《美术观察》、《中国书画》、《湖北美术学院学报》、《艺术探索》、《文物鉴定与研究》等专业杂志（或集刊）发表，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响。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同行，已翘首盼望此书付梓多时。文物出版社资深编辑、著名书法家崔陟先生以其多年从事美术史选题策划的经验与敏锐的学术嗅觉，将此书纳入出版计划中。我想，这既是后学如吾辈者之幸，也是学术界的一大幸事。此书的面世，改变了美术鉴藏史研究滞后的格局。它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必将受到应有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