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上大三的我，因兼任北京理工大学书画社社长，在组织社员学习时，有几个问题争议不下，由我执笔归纳三个问题写信请教时为北京书法研究会副会长的张伯驹先生。10天后，张先生即给我作了回信答复。当时让我高兴和感动的是，张先生依据我所提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且是用毛笔写满了三张毛边纸。这当中闪烁着的不光是张先生的睿知灼见及书法上精湛的技艺，而且也显现了张老先生平易近人的高尚品德。因此，我将此信视为珍贵而收藏至今。

　　我所请教张先生的三个问题依次为：一、明清书法台阁体；二、继承与创作；三、书法艺术与群众基础。

　　先生所答问题精辟绝伦，虽言简意赅，却引经据典娓娓道来。他说：“台阁体乃产生于八股文。明清以八股文开科取士，至廷试时诗文皆已交卷，最后专写策问，书法专重工整圆润，即可取仲翰林。明清制度，非翰林出身者不得任大学士，故其书法非从思想、感情意境出发，只是照格式写工整而已。故讥之者谓之奴书”，寥寥数语，清楚勾勒出台阁体称谓的释义及其产生的历史缘由。

　　接下来所谈的二个问题，其语言之精辟、观点之准确、据史之经典，一般人难以望及。

　　张伯驹先生与陈毅元帅相交甚笃。相传在陈毅元帅追悼会上，毛主席他老人家在扫视着数以百计的花圈挽联时，悠然间发现了什么，他缓缓地走过去，伫立在“中州张伯驹”敬献的挽联前，毛主席倍加赞赏地说：“这副挽联写得好啊”！当然我们无法揣测毛主席他老人家赞赏的确切含义。但有两点是肯定的：一是内容写得好；二是书法写的有独到风貌。

　　张伯驹先生的书法，50岁以前极力追摹蔡君谟的《自书诗册》，字写得潇洒优雅、美观大方。由于他天份高、资历深、交游广，晚年渐行变法，终成一格，创造出被后人称誉的＂鸟羽体＂。这种别具特色的＂鸟羽体＂，没有火气，已经走向了脱俗﹑虚灵﹑空远的高深境界。没有高深阅历的人是难以望其项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