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友人给我刻过好几方印章，事先都提小小要求，希望艺术和实用兼备，也就是说，一物两用，附庸风雅之时可以取出使用，以示自己尚有几粒书法细胞，不是等闲之辈；做俗事的时候譬如邮局领款之类，也可以舔泥画押，把事情办成；所以抽屉里好几方印章均字迹有序，无太多野味，兼两者功能，干什么都可以，大小由之。

　　孙群豪先生赠我一章，因事先未告两用原则，他便刻了，这一刻，便是纯粹的艺术构思了。这构思却叫我惊喜，方框内“亚洲”二字竟如一排瀑布，笔画似连非连，洋洋洒洒，一倾而下，方寸之内尽见磅礴，整一个黄果树似的，还没舔上红泥呢，两耳朵都是哗哗之声了，恍惚中已进了“智者乐水”境界，虚荣心极大满足。

　　究“洲”之意，乃水中之土，应是干巴巴的，但群豪先生不管，全将之稀释成水，几刀就将“亚洲”揿入了太平洋，似水非水，似字非字，相当别致。邮局当然是不认的，我却欣赏。一般地说，我欣赏艺术构思上的极致，极致和片面是真理的侧影。讲究侧影的东西就是艺术。

　　于是又欣赏了群豪先生的其他篆刻作品，均从他的走刀之中看见了艺术的杀伐之气，大抵都有独到的构想，生灵得很。高洪波先生曾为《孙群豪书法篆刻作品集》题一诗，曰“立足浙东大地，胸怀云水之思；走笔奏刀之际，便有风生涛起”，点明他“风生涛起”的缘由是心间自有“云水之思”，这样的评价，合乎他的实际，也点名了艺术创作的一条铁律。

　　一切艺术均贵于独到的发现，毕加索所谓的艺术没有进化而只有变化之说，讲的就是各人所“变”戏法的不同，让人们在变局中吃惊而顺利地实现审美过程。群豪先生每次在走刀之前，想必都是先点了一炷香默思一番的，章法、字法、刀法都是先在心里走了一遍的，他从不轻易出手，以被动地“完成上级任务”。这位西泠印社社员是有自己的气质和立场的，他首先是艺术家。

　　近日读他的《兰藤随笔》，感觉他在兰藤之间的踱步也很有些章法。他在后记中这样说：“一个人生活在世上总要弄点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做，惊天动地的大事我肯定干不了，其实也不可能，还是每天做点喜欢做的事情。”几句朴实到家的话点出了他的秉性：做有意义的事情，做喜欢做的事情！他点出了所有人怎么做人的真谛。

　　这几句大白话，也像骤然而至的瀑布，淋了我一身。

　　群豪先生是极洒脱的，又是极认真的，他有好几重身份，是市文联的领导，又是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书协会员。他在各种各样的麦克风前面就座，但他首先是艺术家，这就使他在诞生了黄宗羲和虞洽卿的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获得了生存的主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