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树地震，身为教员除了在遥远的杭州默默祈祷外，就是在课堂上与比我还年轻的学生们分享个人数次前往青海的经历。提起塔尔寺的故交阿旺格杰阿卡、提起令人怀想的黄南州同仁“热贡”……当然，更主要的，是希望借着一种或许更加纯然的精神状况，感染学生，切盼他们能在如此“物欲”的江南，仍存一丝为艺术、为大众而奋力的信念与决心。

　　可惜的是，对于那将自己所学和专业本领用以新社会的新改造的誓言，当前的青年学子已很淡漠了。我在回忆起塔尔寺山下街道的铜器打造铺，回忆起那一个个与我所面对的学生年龄相仿、但却分外专注地为寺庙敲制佛像的藏族小小手工艺人时，我提出了一个让学生们分外困惑的概念，即“极限的设计”。

　　于我看来，设计最根本的起源和归宿，无外乎是要着手面对一种极端化了的生存矛盾。当然，设计也正是这类矛盾最好的处置手段。

　　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通过篆文所能推测的“衣”字本源。凭借《说文》和“段注”的解读，就是指两个“人”形相对着上下叠加，是不论贵贱相互“拥抱”着的“依偎”，是解决人在面对如何“蔽体”这个极端状况时，所创造出的一种解决方案和独特的智力实践活动。我们还可以说，“衣”就是除了“本体”这具活生生的躯壳外另一个“人”形，是“我”在这世上最后的一位“旅伴”。当然，“引申”之后，楷体“亠”的笔画也近于为“人”加上了一件贯头衣，目标只是通过单薄的，甚至是极度寒碜的几块草叶、兽皮，而将人类的生存力——对自然勇敢无畏的挑战精神和极端高贵的人的尊严，清晰地呈现出来。

　　东汉时已随祖辈迁家会稽上虞的王充，在《论衡》中记载了黄帝史官“四目”的仓颉为解决“结绳为治”、“饰伪萌生”（《说文·叙》语）而作书契的神话，即有称字成之日“天雨粟、鬼夜哭”。王氏认为这怕是夸张的“修辞”，不过，我们从这么一则关于造字的典故中，同样能发现那种极端化了的设计理念和作为：四只眼睛的文字鼻祖“仓颉”首先就是一种“人”的“极限”，当鬼怪和小人横行而无所顾忌，势必需要具备超验能力的“圣者”出现，用独特的法宝——“文字”、“文章”——令之感到极度惊惧，因为他们的恶行定会被史册所记载，遗臭千秋，诚所谓“妖变”是也。

　　但，必须强调，在此种极端化了的情状下，“圣者”或“英雄”不是仓颉，也不是文字，而是那种创造性的，能与“邪恶”最后一搏，更能令“鬼怪”持久恐慌的，人的正直和良心所驱动的、永恒而壮健的设计智慧与力量。

　　地震显然也是一种极端。可，我们这已历千年变化的社会，似乎仍没有更理想的解决方法。或者，有。但，我们这经千年变化的社群，竟又忘了先民如何在极限中生存的本能：我们太过耽于所谓安逸了，那些有毒的水草“丰美”得麻痹了危机感和意识，而多数本因时刻戒备着的人类最重要的职业家——“设计师”们，每天之所作所为，仅剩在涂涂改改的“风格”间，混着毫无意义的光阴磨蹭，只能让建筑垮塌、掩埋人命……

　　将这样沉重的责任归咎于“设计师”是否有失公允？毕竟起造屋舍在当代中国还涉及到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外行滥竽有之、偷工减料有之、官商勾结有之。但，请注意，我所强调的“设计”已不是分工前提下的专门职业了，而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社会良知和社会改造“本能”。

　　换句话讲，每个社会公民都应该具备这种优秀的“设计”理念，而非仅是在装修自家栋宇、谋划个人前途、暗算同侪得失时才淋漓尽致地使出的那些可笑的伎俩。当然，现今的世界也并未完美到可以安心地躺在“银行贷款”上享清福，我们尚有许多极其艰辛的工作等待展开，这些都将直接影响着人类能否存续的那个必然的未来。

　　那么，我所认为的针对这些极限、极端的“设计”，其最终的指向，更应该是人群对于具有集体价值的未知世界的擘画与期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