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在回答某媒体的访谈时说道：我们要坚守道德底线。这句比大白菜还要“日常”的语言，似乎没有提及的必要。遵守道德，这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并不是美德、功绩，也不是荣誉、风采。

　　然而，如此“日常”的规范，比太阳升起和降落还要自然的行为，竟然离我们越来越远，日渐成为中国人的“奢侈品”。于是，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比比皆是，违反道德规范的事例不胜枚举。那位明星作家郭敬明被指明“文抄公”后，没有羞愧地自杀，也没有忏悔，却大言不惭地表白：可以赔钱，但不道歉。这样一个人，又被另外一个大名鼎鼎的人四处吹嘘，觉得郭敬明此举特有创意。

　　道德底线，被他们一再突破。

　　其实，抄袭就是盗窃，是造假犯罪，绝对是见不得人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抄袭被宽宥、被怂恿，直到被一次次谅解？我看，这是全社会道德意识的集体淡薄。

　　改革开放在鼓励创造性和个性发展的同时，没有及时批判一些危及思想道德和社会风气的极端私欲行为，于是防微未得，如今杜渐也觉难为。例如在崇尚功利和实用的环境中，追名逐利等个人私欲的极端扩张，让当代部分中国人（当然也包括中国文化人）忘乎法律道德而癫狂出格。三十年的时间，我们在乎财富的积累，却不在乎环境的污染；我们在乎消费能力的提高，却不在乎对资本的剖析；我们在乎建功立业，却不在乎道德完善；我们在乎眼前的利益，却不在乎操守和理想。这样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我们的选择。于是，一系列巧取豪夺的事情一件件、一桩桩在我们的眼前轮番上演。

　　如果说郭敬明敢于藐视社会公德，抄袭他人，没有丝毫的羞愧之心，说明了一个人求名求利的不择手段，那么，学术界、书法界某些“大腕”的抄袭行为又为哪般呢？北京大学某教授抄袭被揭，臭名昭著。书法教育界某“人物”谎报夸大学术成果，侵犯他人著作权，骗取了最高荣誉，被林岫置于光天化日之下，不见有任何的“羞愧忏悔”和“抱歉”。似乎权威有这样的谎报侵权行为天经地义，不仅不“羞愧忏悔”，不“抱歉”，还自恃有“潜规则”而喧嚣尘上，理直气壮。这就必须喝问一声：书法界究竟怎么了？

　　当下，我们正饶有兴趣地观看有关汪晖抄袭的论辩，不管汪晖是否抄袭了，也不管论辩双方的心态如何，此事至少说明我们不允许抄袭，我们需要追问抄袭者的“罪恶”，我们仍然具有维护真理和正义的勇气。为此，我仔细阅读了关于汪晖有无抄袭问题的数篇文章，并且也独自分析了此次抄袭论辩事件的起因和结果。我坚定地认为，论辩事件具有积极意义，不但是对过去抄袭者的追责，更是对现在抄袭者和未来抄袭者的儆戒和震慑。

　　汪晖陷入抄袭门之前，林岫对书法教育界某大佬的无情揭露，无疑彰显了一名知识分子对学界劣迹的厌恶，对低俗人格的轻蔑，对虚假行为的痛斥。然而，与文学界以致学术界的反抄袭行为相比，书法界的假大泡不太像“过街鼠，人人喊打”，林岫的打假就显得有点孤军奋战了。

　　“上午有两位京城书法家来寒舍小坐，告诉其师将十数名学生辛苦所著为自己‘著述’并于书界教育界堂皇标榜，已荣获‘某某成就奖’事。笔者因此前于启功先生处早已有所耳闻，故不觉惊讶，只是看过学生随手带来的近三十多本‘书法著作’后，知这些学生积数年之劳所著的上百万字，竟被其师一网尽收（悉入自己‘著述五十余种’的煌煌成果之中），仍然为其师的厚颜不惭而感到无比震惊。”林岫的这段文字，刊于2009年12期《书法》杂志，笔锋指斥当代书法教育界某些“潜规则”，即以自己的权威之位，公然侵占剥夺同事、下级、学生或有求于自己的某些弱势群体的研究和创作成果而不以为羞耻。这种现象在中国似乎不是什么大事，领导文稿，庶几出自他人之手。在一切行为都要围绕领导利益的价值取向中，我知道某些代笔者辛辛苦苦所写的文稿，发表时署上了另一个人的名字，已非偶然。更有甚者，为掩人耳目，把代笔者的原稿毁掉，重抄一篇，竟然做假成真。比如声名显赫的作家严歌苓，其父肖马就在“四人帮”统治的黑暗年代，给一位声名显赫的作家当枪手，被剥夺著作权且受尽凌辱。曾几时何，我们经常乐意把一切厌恶的事情推给历史，诸如此类肆无忌惮的侵犯、掠夺，在“四人帮”的统治时期频繁出现，闻之，犹以为当然；如果事情发生在当今，我们如果麻木到非但不震惊气愤，反而以为久闻不厌，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拨乱反正已经成为历史的名词，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正朝着和谐社会前进。为什么“四人帮”统治时期的事情又频繁发生呢？林岫先生所提及的“某某成就奖”获得者，也该是一名成功人士了。钱，有的是；名，众人皆知；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垂垂老者，荣誉真的那么重要？

　　我看，这是一个时代病了，洞穿道德底线，在一切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社会里，谦逊的风格，律己的作风，朴素的追求，淡泊的情怀，高雅的趣味，纯洁的理想，一一随风而逝。林岫是知识界难得的理想主义者，是当今书坛难得的清醒者，她清楚，我们的社会一旦失去了这些美德，稳定远矣，和谐远矣。真正热爱书法艺术并祈愿书法艺术健康发展的，应该不独林岫一人；若非法盲学盲，看得见和读得懂书法界学术腐败的，也应该不独林岫一人，唯她不能容忍这些直令斯文扫地的行为继续玷污书坛，敢于站出来打假，以自己微弱的声音呼吁大家恪守道德，树正气，解廉耻，正绳墨，晓以大义，难道我们不应该理解她的勇气和苦心吗？

　　如果是一个严肃的社会，林岫的声音足以让我们沉思、反思，看看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究竟有哪些不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是，被欲望异化了的现实，林岫反而遭到造假者的数名追从无端的指责和无边的谩骂。比如“林岫揭露某某居心何在”，又比如“林岫总有意见”和“有野心”等言词，恰好暴露了一些人面对批评的阴暗心理。何谓“林岫揭露某某居心何在”？你做了道德不齿的事情，你干了违背公理的勾当，自然将时刻面临正义之剑的审判。何谓“林岫总有意见”和“有野心”？一名有忧患意识的读书人，理应对所见的学术造假提出尖锐的意见。意见关乎风气和学术尊严，为什么不能提？面对如此重大的造假事件，书坛沉默、失语、假寐，实际上是对公理的亵渎，对造假的宽宥。若果不然，我们都做那个“永远不投反对票”的不疯不傻的女名人，岂不成了伪爱国主义者吗？一个开放、进步的社会，从来不拒绝批评。因为，世界上从来没有不出错的国家和个人。文明的社会，仰赖于外部力量的审视、监督，才能逐步走向真正的平和。书坛也概莫能外。

　　批评者林岫，或者说理想主义者林岫的“野心”，应该是对造假腐败的批评，对弱者权益的维护，对公道公理的坚持。这样的“野心”，出于良知和公心，使造假侵权者无处藏身，使卑鄙者没有通行证。鼓书坛清风，树书坛正气，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维护有煌煌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书法艺术本有的尊严。

　　“去草，嘉谷必茂“（见《资治通鉴·汉纪》），否则，伪术险巧得逞，必然公道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