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议及手工劳动和当代社会，特别是由其所见之“威权”与家庭间的一些问题，于此则有意从个体与政治的层面再做些可能的展开。

　　在“王权”的旧日里，现代所称之“艺术家”同所有依靠“手”而谋生的人一样，都是皇帝治下的“工匠”。只有社会解放了，统治与被统治、垄断与被垄断的关系破除了，人可以自由地凭借劳动获得维系生命的物质时，方能彻底走向以精神为最终归宿的“美”的自由存在状态。

　　古代工匠不仗“嘴皮子”、“笔杆子”过活，仅靠双手。中古以来各时期，嘴和笔是社会的中上层，手是下层。中上层的组织模式是文官系统，而下层呢？则是行会和行帮。不过，封建制确立后，社会组织和经济模式的重点都被紧紧牵牢在由“嘴与笔”负责删削而形成的礼制框架内。在相当程度上，传统手工经济之长成更是依附于传统文官系统：前者的原始性、自发性都迫切需要“中上层”的支持，大的社会制造、分工也是在“中上层”的默许，甚至是“鼓励”下展开、完善的。比如，中国陶瓷烧造的几个高峰，无不与皇家、文官的鼓励和监管紧密关联；染印丝织、牙角雕刻等更精英化的工艺品类，也充满了“嘴笔”与“工匠”的默契“合谋”。

　　如此论之，中国的手工和个体经济就没有自身独立的发展天地了？那些民间碗罐、花布纸扎、社火游艺等倒是都成了“帝王意志”的承载物了？

　　回答这两个问题，则需要认真分析一下人们早已用惯了的社会分层和分工语汇。即如果社会的分层是恒定、坚固的，就像区分经济时只一味讨论手工、非手工，个体、非个体，这都将不合规律。事实上，仍以传统陶瓷烧造如清代景德镇为例，早就出现了大规模、流水线式的分工行为，当地珠山御窑厂的规模和工种更是庞杂得今人难以想象。同时，为了保证制造水平，御窑厂还将一定的工艺技术、订单任务转与民间，形成“官搭民烧”的生产链。民间工匠早已成体系地服务于宫廷，进而推进了“造物-政治”关系向社会纵深的渗透和发展。两者间的关系，是政治侧重于对人群进行精神分类，而手工劳动更偏向于对自然物进行物质总结。

　　那么可能的解答重点或在于，手工自然生产和社会人群的原始运作只是一个问题的几个方面。随着技术不断熟练、认知不断增加，有计划、成规模地加工、制造和交错地进行的政治操持逐步成为人群间的关系主流。制造与政治的结合逐渐开始排斥所有原始的内容，并最终为不同的人群订立下专门或即专业的社会“范式”，进而催生出了新的“现代性的”世界。若就古代论，它们其实已不再是传统政治分析所说的，只为王侯将相服务，相反连同手工劳动这个抽象的概念本身，都在为一种“合谋”下形成的“社会潜在价值”，不分彼此地先后献身。然而，古代社会发展最终走向了自我封闭的圈套，盲目又朴素地骄傲、自大着的工匠们，在怯懦的两面性之下，却几乎无法直接通过造物行为进入统治层。

　　目光回到当前，一股新的“国故”热潮方兴未艾，旧的社会价值正经历又一轮“被定义”的阶段。随之而来的，是处于现代民主及其分工边缘的种种人群和事物的“关系”，包括艺术及工艺的“跃跃欲试”。现代民主，尽管有着重大的历史进步价值，却不过是传统政治手段的某种延续，而手工与中上层系统间的“鸿沟”仍于“现代”的名号下未曾消弭。

　　旧时发达的祖师爷崇拜，是轻贱行业希望借助附会历史而推举名人、先贤支撑门面，这与现代艺术及工艺、设计界所谓明星效应、官员效应等并无二致。至于多不胜数的行业会馆，则是现代商会的直接前身。规模大小、层次高低与手工业或落后、或现代并没有必然的正相关度，要害可能仅在于其之价值观和世界观。

　　倘若设计厂商的目标是通过游说、献媚希望被选中成为“高级礼品”，就像一家日用陶瓷公司，通过使用大量廉价劳动力，卑躬屈膝地翘首企盼打入所谓“贵族阶层”，这终将与那些只会服务帝王的荒唐“嘴与笔”，或者是在权势面前战栗并讪着脸的小手工业者完全相同。

　　在现代的“民主”之下，“上升之路”倒是打通了，可艺术与人性的自由价值，却永将沦为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