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之际，国家内忧外患，狼烟四起，百姓民不聊生，蜩螗沸羹，仁人志士奋起争夺，救亡国存，这其中便包括诗人画家、学生教师。

　　高剑父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其革命热忱高涨，曾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慷慨激昂之演说，并屡次向孙中山请缨，要求担当危险艰巨任务，随时准备为之流血牺牲。他被派遣回国后，担任广东同盟会会长，秘密策划南方的起义暴动。他在广州以“守真阁裱画店”为掩护，发展会员，鼓吹革命，制造土炸弹，组织暗杀团敢死队。1911年10月25日，暗杀团成员李沛基在广州南门炸死清廷广州将军凤山所用炸药，即为高剑父参与制造的。1911年3月29日，黄花岗起义前，高剑父因抓得“生”阄而只是担任了外围接济及军械运输工作。起义失败后，又与谢英伯等人在澳门秘密设立同盟会澳门分会。后该会被清廷发现，派人渗入组织内部进行破坏活动，同盟会决定铲除奸细，高参与了此次行动，并且成功。辛亥革命后，广东革命军组织政府，协议推举广东都督，有人提议高剑父，有人提议胡汉民，高当即声明，投身革命不是为了做官，自己的抱负仍在于艺术。孙中山委任其为广东省省长，亦婉辞不就，解甲归田，重操旧业，做了一名地地道道的画家。

　　高剑父借鉴日本画技法，创立了有别于旧国画的“新国画”。反对将传统绘画定于一尊，主张折衷，即一方面折衷于传统文人画与院体画之间，一方面折衷于中国传统绘画与东西方绘画之间；强调兼容并蓄，取长补短，存菁去芜。其主题，多以鹰鸮虎狮之类鸷禽猛兽等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来表述壮志情怀、英雄气概。他的一幅《雄狮图》曾得到孙中山的赞赏，认为“足代表革命精神，具新时代之美者也”。这类作品多以风雨如晦、昏天刷墨为铺衬，以鸡毫纵横挥洒，揉合浙派苍劲有力之大斧劈皴与日本画的空间烘托技法，予人别开生面、耳目一新之感。一幅名曰《风雨骅骝》的作品，描绘的是一匹挣脱羁绊、仰天长嘶，于湍流中扬蹄奋起的烈马，其友简又文题诗曰：“风悲雨泣天为愁，辔勒之下无自由，生机剥尽剧可忧，剑父所以描骅骝。”此诗道出了高剑父作此类喻意画的心态。

　　政治革命的思维模式势必左右其性格走向，所以当艺术革命的口号自高剑父的嘴里说出时，便也不足为奇了。高剑父的胞弟高奇峰也学美术，同为革命家，辛亥革命前夕，曾守卧于装满炸弹、险象环生的秘室中。在兄弟二人的共同促使下，一个新的画派——岭南画派就此形成。岭南派的另一位画家何香凝也常以狮虎的猛厉之气振奋国人，寒梅性格，猛虎精神，颇有丈夫气概，“国魂招得睡狮醒，绝技金闺妙铸形”。在日本时，她即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成为第一位女同盟会员。她在日本最初入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学习博物科，后改入东京本乡女子美术学校高等科学习绘画，并参加了几次武装起义军旗的设计、刺绣、缝制，绘制过革命家的徽记、告示及军用票图案等。李铁夫也是一边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一边学习美术的，他曾言：“平生只有两大嗜好：一是美术，二是革命。”黄宾虹曾被人告发为革命党人私铸钱币，为此丢弃经营多年的农事和小学校务，连夜出逃。黄宾虹衰年变法，七墨齐用，开创了国画全新面貌。其用笔大胆，层层积染，色墨互渗，兴会淋漓，浑厚华滋，这种胆识与在自家后院私铸钱币之胆量，是否也有一种内存的联络。

　　1911年，钱苏汉参加辛亥革命，为沪上商团先锋队官，奋勇异常。革命胜利后，军队整编，论功封赏，钱却不受官，曰：“功既告成，何必久执杀人事业。”遂径自返回上海，改名化佛，专操画事且专事画佛，意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钱所画佛像，名重一时，有“民国第一画佛高手”之谓。

　　辛亥革命时，王一亭曾为革命军筹款数十万银元，并垫付军政府所发行公债四十万元，还为革命军向银行作银行担保，之后均无法收回。革命军攻打江南制造局遭到顽抗，陈其美只身入内反遭拘囚，而此时清军已从南京、松江两路调兵，形势万分危急。情急之下，王见状，奋臂疾呼：“事亟矣！进或亦死，退则必死，等死耳。与其引颈待戮，勿宁为国殉身，若事有济，则于民国前途裨益良巨！”其亲为誓师，激励众人拼死再攻，终告成功，陈其美脱险，上海光复。

　　待到革命胜利、山花烂漫时，这些出生入死、无所畏惧的画家们，终究耐得权力诱惑，又回到了艺术的路子上。“革命岂是为了做官”，没有功利的革命，那才是高尚的革命。如此近乎单纯的动机，于革命是献出躯体的神圣，于艺术则是聚为精魄的卓绝，为超凡越俗、登峰造极的两个方向。革命乃非常时期的极端行为，画家也闹革命，是革命之幸，还是画家之幸，一言恐难蔽之。但画家适合于社会，而不复思革命者，那才是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