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50、51版）

　　三　老人、文人、醉酒及写意人物

　　在我看来，卢沉是不会玩的人。我只知道，自他迁居京郊平西府后喜欢莳花种莱。前年春节给他拜年的时候，犬子还高兴地收藏了题有“卢沉手植”字样的宝葫芦。当有人问及他的生活状况时，他说：“我在郊区有个画室，有一片空地，种竹子啊，种紫藤啊，种什么金银花啊，每天要整理整理，或者说欣赏欣赏。”为此，他又称这“尘楼”曰“藤花馆”。今年正月初四再访藤花馆时，那青翠的竹林已经失去了呵护它们的主人，藤萝、金银花的枯枝宛如奔蛇走虺般的草书空自缠绕于横平竖直的构成骨架上，廊厦里堆着若干葫芦，己无人憨笑着往上题字。在他生前我们聚会过几次，他只喝一点淡淡的干红，没见他喝过白酒，没见他提着鸟笼子遛鸟，但他却画了那么多醉酒的、遛鸟的老人，以及古代文人的肖像。其代表作如1982年的《屈子行吟》，1985年的《太白捉月图》，1988年的《笼中鸟》，1989年的《醉仙图》、《东坡先生行吟图》，1990年的《红叶醉酒图》，1991年的《杜甫》、《鸣禽图》，1993年的《米颠拜石》，1994年的《饮中八仙》》、《气功养生图》、《醉归图》等等。其中《鸣禽图》与《醉归图》有多种变体。人问之前后有无变化，答曰：这种小的东西没有太大的变化，因为是人家要的，比如人家要你画一个喝酒的，要李白醉酒，人家给钱，我就给他画了（笑声），没有变化。同时自己也喜欢喝酒的状态。人在这个世界上，痛苦、苦恼多于欢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但喝醉酒后，就显得单纯了，就什么也忘掉了，自己很高兴，这种状态我也比较喜欢。现在就是画喝酒的画得太多了（笑），一动笔就离不开喝酒的，没有别的（笑声）。　 

　　卢沉是坦率的，没有半点伪装，我相信这话的真实性，但客户与艺术家的关系可能要颠倒一下。首先是卢沉多年来背负着过重的痛苦与悲伤，才请他的画中人替他喝酒、玩鸟以解愁，才请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们出来代他言志；人家认为他画得好才来要，所以进入了这种主客双方会应的往复不已的生产之中。卢沉的《太白捉月图》尤其精彩，醉后的李白纵身跳入江中捞月的动势，活脱脱写出诗人的浪漫情怀。这“信手”之作恰似李白的信口之诗那么不可思议。

　　我称卢沉这批作品为写意人物画。在他的艺术系统里，判然有别于以《机车大夫》为代表的情节性主题绘画，与以《清明》为代表的现代水墨人物画相去更远。虽然这类作品与现代水墨交叉地出现在同一个时期，也不无互相拼合、渗融、相辅相成之处，但这却体现了他思考现代中国画观念变革的同时，对纯正的中国画美学的反思和由此日益浓重的传统艺术情结。在这类作品里，或勾线、或没骨、或皴染，笔墨高简、灵动自如，或许也能看得出任伯年、李可染等人高简水墨人物画的影响，看得出山水、花鸟画尤其书法对他的滋惠，但最后都融归之于卢沉。这种笔墨形式美的自觉追求和高度发挥，其思想基础在于对文人画的发现和对既往欧式、苏式写实艺术影响的反思。在《卢沉论水墨画》一书中，会多次发现他对笔墨结构的重视，如品茶一般对笔墨与造型趣味的追寻；他对“古拙派”和儿童画的喜爱，“朝自由、偶发、即兴、随意的领域猛进”的愿望；他对书法入画的痴迷，以及画面上大片书法题识的运用；他认为“作为艺术的要求是写意，而不是写实”，并从而由写实起步架起了他通往写意彼岸的桥梁。他这条从文人画传统流淌出来的写意人物画的小溪同样深深地影响了一大批专家作者。而他高于其他画家之处既在于笔墨形式，亦在于神气意趣和内含着的人文关怀精神。此处所言神气意趣，从视觉上是画中人或微醺、或烂醉，或冥顽、或闲适，或愁怒、或怡然等不同情绪、情感、状态体现于体态和五官的微妙处理，从心灵上则是卢沉对画中人的体味以及思想、精神、感受的共鸣。如1994年的《醉归图》，画中人似是醉归抿目行走歪斜却陶然自乐的一位老农，而读罢题识方醒悟是卢沉追怀往日醉境的自白。此画题曰：“余性喜酒而不善饮，易醉而不知戒。醉后笑容可鞠，状如天真小儿。自病后医嘱忌酒忽忽已二十余年，如此等妙境难再得矣。”

　　以画实现难得之醉后妙境正是其心源所在。此外，细心的观众稍加留意便会发现，在他的醉酒、玩鸟、练气功的图画里，会反复出现一位身着长衫或中山装的戴眼镜的老知识分子的形象，且经常是后仰失重飘飘欲仙的样子，他已经成为卢沉的符号，也代表着借酒浇愁的卢沉的心声。这些作品很难说是悲剧性的作品，但却源自于心头深处的悲剧感，他只是试图稀释这悲剧，以求心境的平衡。

　　2000年冬，在以“水墨与都市”为题的第二届深圳国际水墨画双年展上，我见到卢沉当年所作两幅较大的创作，一是《斜阳》(132×134cm），一是《广场》(137×236cm），艺术形式又变。前者用熟宣勾皴点染写老人休憩诸状，后者水墨和胶施于生宣绘广场散步人影。他好像还在做更新的实验。在这两件作品中，写实的功底、写意的情趣、现代的构成、对人的关爱仿佛都化合了一般。从那以后，再没有见到他的新作。他没有作完他最后的艺术合成。

　　笔者勉强把艺术丰富的卢沉分作三个阶段和样式，从内美的角度而言又有一以贯之的灵魂，即笔者前文提到的他高于一般画家的人文关怀精神，是贯彻在他每个阶段，每一种艺术样式之中的。如果说《机车大夫》是以机车工厂修理工为颂扬对象的旷古空前的优秀作品，在社会文化史上也是工人题材“占领”艺术的代表；《清明》、《风雨近重阳》好像浸润着籁籁细雨般的人间亲情，代表着二十世纪人物画向现代型转换的高度；在醉酒、遛鸟之类的所谓小品中，多是花甲之年的他对人生的体悟，以及他对所有老年朋友心境的呵护、理解与关爱，而受到感动的却并不限于老人。可贵的是当新时期出现的实验水墨和新文人画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淡化对现实人生的关怀时，仿佛和这两种艺术思潮都有些联系的卢沉始终有一种人性的、精神的、灵魂的内美作为心源之核，并因之站在这诸多新思潮最精的形式层面上和最深的精神层面上。大艺术家都是玩形式的高手，但往往也具有最伟大的胸怀和深沉的思想。

　　卢沉走了，他那爱憎分明的直言快语仍时时在耳边回响，他那些动人的作品会永远留在审美记忆之中，他未走完艺术之路的遗憾会真实地记入史册。正月初三日，怀着仰之弥高、惜之不尽的复杂心情，我为他写了如下一副挽联：“万斛墨海倾而未尽意兴长叹，一枝青莲折亦不器风骨永存”。

　　他就是那墨海中的一株青莲，吃的是墨，绽放的是高雅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