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绝非帮凶
■中国美术学院 连 冕
与人民邮电社合作的新译近日始得脱稿,而去年在Berman《好设计》(Do Good Design)印行前,亲切的编辑Z君还不断关照我写篇后记,申述一下“设计政治”这个最新的理念。只是当时我总觉得那本小册子离中国的现状还有不少距离——国外设计界已有了一种新“绿党”的倾向和氛围,而我国包括港、台等诸多基础设计行业,却还在“贫困线”上挣扎。其最典型者又莫过于香港喧嚣一时的所谓“设计营商周”。这也挺让作为港人的我颇感无奈,似乎粤地总是“吃不饱”。基于此,纵然人生航道已从京师驶向江南,千头万绪,但我还是坚持将Marty这本关于“设计型企业”(The Designful Company)的书接了下来,并牵牵绊绊延宕至今。
说实话,Marty作为美国设计界的一线老手并不如Berman激情,他只是很认真地写下了给那些闷头抢钱但恰恰又赚不到几两银子的公司的16点忠告。当然,他并没有板着面孔,而是将“忠告”变成了“诀窍”,换句话讲,如果使用得当,确能为旧式抠抠唆唆的设计“孔方兄”们提供不少转变的助力。最起码,让他们明白,真正的“好设计”,同样有一个系统化的“美”地创富,并实现高贵的人生和社会价值的可能,而这,才是新世纪成功的“不二法门”。
只是,通过国外这类“白板书”(white-board book)或“飞机速读”等出版品,我更想说的还在于:显然,即使西方世界也绝非理想的彼岸。仅从Marty变着法儿不辞劳苦地劝慰最发达资本国家的读者而论,他所面对的看来也是些冥顽不化的贪财“孙猴”。不过,在他们那儿,似乎有一点尚显超脱,那就是Marty通篇几乎不太正面论述“抄袭”这个设计界当前的通病。他甚至举了韩国“三星”公司“著名”的设计中心为例,希图引起人们对于专门设置“设计副总裁”(VPD),并由其领导一个公司内部强大的设计部门的重视。
遗憾的是,作为译者,我必须给他的“天真”加上个脚注。事实上只要通过搜索引擎的关键词便能发现,眼下就“三星”这个获过不少国际大奖的设计中心,时有抄袭的报道和述评,且仅在华文网页上已约千万条。当然,最近IT界更热门的话题是,某报一篇专题揭了国内处于垄断地位的即时通讯门户不断“山寨地”尾随同行以致“搅乱”市场的短。
假若一味关注因此市场可能就被几只苍蝇摧毁,多少还是有些偏狭。既然是自由经济时代,就要学会勇于挑战“劣币驱逐良币”的“悲情”。要命的问题在于,我们到底还剩下怎样的“良币”?
我也曾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奥运”前后在创意产业领域,借着“中国风”的劲吹,除了各大公司出产雷同的商品外,中国元素也成了被不断挪用、抄袭的重要“受害者”。我当时提出一个批评语汇即“设计波普”(Design Pop),我更想强调的是,“波普化”实际指向那种暗含了某种低俗的“民粹化”企图。
是的,我认为某种个人化的选择之所以成为风潮,势必与那些自诩的精英密切相关。在香港,其实很早就有设计师通过简单拼贴,或者就是抄袭传统元素进而成为国际“名人”,后又返销回国,在各大院校“布道”的例子。只是,当时的背景并不允许他们煽动起一种“大气候”。可当前,这股“邪风”却愈演愈烈,台湾音乐界几位年轻的“小天王”即是靠这种“挪用”扬名,只是他们尚还多少懂得谨守乐句的长短尺度。但设计界,因为曾经的“上梁不正”,挪用已成了赤裸裸地扒死人衣服(当然,还包括活人)……这背后的主导者,不少就是那些挺上台面的得势精英。
若论缘由,表面看,就是Marty说的,他们宁可“保险地”投资那些已死的“创意”和早就萎缩的市场,进而阻滞了新想法的降诞与进一步市场化。深层的,在我想来,不外乎就是那种既得利益者的狡黠与暗喜——他们通过与旧的“垄断”结合,迫切地企图将黑洗白,接着便是借尸还魂,希冀着自己变成领头的“大巫师”。
挪用与抄袭,就是这种集体意淫的恶果,它侵蚀本应青春的人心,盼着不劳而获地领皇粮、吃俸禄。虽人非圣贤,但智者们起码晓得,设计,是一种民主的艰辛与奋斗。我们也都明白,用一种虚妄的理念领导一干民众,这是世界范围内所有权贵的最高伎俩,而设计,却绝非这种封建“还魂术”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