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书体之变。唐人张怀瓘《六体书论》论及大篆、小篆、八分、隶书、行书、草书诸体，正在于古贤不断地创变，出现面貌不同的书体。

　　其次，笔法之变。古代书论中论及笔法之变让人眼花缭乱。从最基本的篆书与隶书笔法到后来建立了十分复杂的笔法系统，即以方圆为中心不断地进行推广的笔法体系。用笔运动方式经历了从平动到绞转再到提按的变化。从托名蔡邕的《九势》到后来的"永字八法"无不讲笔法之变。

　　第三是结构之变。古人对结体之变化论之甚为精当。如传王羲之《书论》云：“为一字，数体具入。若作一纸之书，须字字意别，勿使相同。”强调作一字与数字都应寻求变化。

　　第四是墨色之变。当字书之于纸时，墨色浓淡干枯的变化成为书家关注的焦点，在书写实践中，书家们发现墨色的不同变化带给人们不同的视觉感受，也可表达出不同的精神内涵。孙过庭《书谱》云：“带燥方润，籽浓遂枯。”用墨忌枯燥，枯燥不润泽，字无精神。用墨贵润重浓，但一味浓润，则墨色缺少变化，故又贵于浓淡枯润相兼之妙。姜夔《续书谱》云：“凡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墨深则笔滞，燥则笔枯，亦不可知也。”作楷书时，要掌握好墨色，不可太多，亦不可太少，丰润则易于晕化，枯燥则无神采。明人解缙《春雨杂述》云：“且其遗迹偶然之作，枯燥重湿，浓淡相间，盖不经意肆笔为之，适符天巧，奇妙出焉。”总之，墨韵就会产生一种自然的变化，墨色的变化构成通变观的核心内容。

　　其五是章法之变。古代书论中关于章法的论述俯拾皆是，其核心在于章法的变化。传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云：“夫欲书者，先乾研墨地，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好的章法应是字间、行间，须承上启下，左右映带，气脉相通，精神贯注。然局部则有大小、偃仰、平直、振动，有开合、伸缩、疏密、长短、广狭、奇正等变化。孙过庭《书谱》云：“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匾之准。”一幅字中点画结字贵有变化，但必有一种统一和谐的笔调和风格。

　　其六，风格之变。风格之变主要表现在个体风格变化、群体风格变化、地域风格变化、时代风格变化。论个体风格的不同，释亚栖《论书》云：“凡书通即变。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若执法不变，纵能入古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是书家之大要。”个体风格的形成正在于对传统的继承而不断创变。史称“颜筋柳骨”，是就颜真卿、柳公权二人书法风格而言。譬如宋四家开启“尚意”书风，扬州八怪崇尚“丑怪”，但无论是宋四家，还是扬州八怪，他们都有各自的风格特点，这便是同中有异，异中存同。

　　今天重温古人所确立的通变观，对于当代书法发展，仍然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与意义。挖掘其中的价值，是本文的要旨所在。当代书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却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短时期是无法得到解决。

　　书法在中国有着数千年的传统，这是当代书法发展的不竭源泉，需要我们不断地激活，阐发、丰富与发展。那么通变观在当下书坛，它具有怎样的价值与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理论价值，一是实践价值。

　　先说通变观的理论价值。古代书论中通变观的形成，有两个基本的原因，一是受先哲或同时代的哲学思想影响，二是对历代或同时代书法实践的高度总结。因而，通变观的基本思想内涵是不会因时空的改变而失去其意义，即便是今天，书法艺术要想得到更好地发展，仍然离不开通变观的引领。尽管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与古人有了较大的差别，但我们仍可汲取其中最合理的精神，对一些不合理的因素加以更新改造，这本身符合通变观精神要点。

　　对于当代书法创作而言，通变观的实践价值更为重要。当代书法创作出现两种怪异现象：一是一味摹古，一是一味求奇。前者则食古不化，唯古是尊，学王则亦步亦趋，学颜则几可乱真，以为这便是书法的最高境界，殊不知这是不谙变化之道的一种极端表现，是乡愿的行为。后者美其名曰不计工拙，实则连最基本技巧都不具备，鼓努为力，忸怩作态，争奇斗怪，眩人耳目，以为这就是个性的高扬，这亦为不谙变化之道的极端之徒，是狂狷的恶作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缺少对传统书法发展脉络与流变的了解，更缺少对古代书写观念，尤其是通变的认识与领会。故而简单地认为古代书法观念在当代已经过时了，没有什么价值了。恰恰相反，非但没有过时，我们要想书法能健康持续地发展下去，必须坚持通变观，弘扬通变观，丰富它的精神内涵。

　　通过对“通变观”作了较为全面而充分的讨论，为人们提供了理解这一传统古老的书法观念一新的视野，这也为当下的书法理论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探究方式，其意义与价值是不述而喻的。

　　“通变观”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精神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包容的，需要我们共同进一步去挖掘，阐扬和实践，以期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