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继续授课，只是地点从转塘搬到了钱江边的杭州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新“杭图”大气的“插架”，是吸引我不断催促着“汉字学基础”课程的学生们走出教室的主要缘由。尽管其内善本仍未有幸拜观，但作为一家市级公共文化场所，比之态度粗恶、“衙门气”十足的某些直辖市和省级“大馆”，其足够的开放度、友善的服务，实在令我们这些年轻学人备感欣慰。当然，现代的图书馆，为了更便利交通，往往置身闹市，在翻阅过浸透樟木气息的书叶，信马由缰地思维于都市的楼宇和店肆丛林之间，可真是别有一番的现实相对。

　　X君、小友R，以及我，尽管多少都有些囊中羞涩，但在沉淀字纸的审读后，鳞次的“名品”，还是挺“活跃”人心的。不过，在喟叹那些索价奇昂的舶来物事和浅薄无比的“高档工艺”之余，我又忆起“星星画会”干将，薄云先生的名句：所谓有成就者即能在中、西风潮的强烈冲撞下，仍得着真知，且岿然自立。

　　先生现已退养，常居京师并游走欧美，而我听闻此论，尚是本科一年级的懵懂小儿。只是，这样的思路却为我打开了一个了解世界的独特门户，随着年齿渐增，我竟不断因之受益。

　　很显然，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当前的设计界：我们不断地“效仿”西方、“照抄”古往，但，到底又有多少是建立在新的时代之上，真正的属于我们应有的当下？

　　3年前，我为母校名刊《装饰》杂志上曾登载的前辈“旧文”试写过一组仍未发表的短篇评论，其中针对《中国人民银行“储蓄”徽》的设计者周达先生1959年的一篇《关于新八宝》，我有过如下的表述：

　　“1956年左右，尽管工艺美术行当出现了‘公私合营、换外汇’等所谓再建构，但前辈们仍积极、快乐地投身于崭新的创造中，‘新八宝’便是这样一类‘小中见大’的明证。而中国设计界改革开放后近三十年来所谓‘不断找寻的答案’，竟在周达先生这篇不足千言的‘故纸’中得了个明确的方向。

　　“周先生很清楚传统‘八宝’什物的延传情况，也很明白它们正是大众提炼出的表达符号。更紧要的在于，他用自己的行动，鼓舞同道们，努力创造更多的新奇迹：彩带翻飞中的钢炉、稻垛、齿轮、电力，荡漾着无穷无尽的开拓欢喜；祥云衬托下的机车、水泥、塔吊、科技，充溢着登天揽月的果敢魄力。这些图案是编修新中国设计史的一个阶段性核心代表。当然，周先生也指出其内的毛病，即寓意性不强。而这种种的一切，恰恰均应成为后代中国设计师重新起步的基点之一。

　　“事实上，1949年以前苏区等的设计创作和以上海为中心的民国设计，同样具有时代价值。解放后到‘文革’前17年的设计成果，更反映了创作者们在新社会制度里，整合各方资源后的奋勇步伐。至于‘文革’十年的设计作为也是显著的，从各色革命化、主题化的生活器用，到由清末、民国、苏联（现俄罗斯）一路递变而来的建筑形态……也正在那样的‘段落化’岁月里，中国人才最终奠定了依靠己力、昂首挺进的信心。

　　“可是，在诸般莫名的搅闹下，当前多数设计者只会龟缩到捣鼓些波普拼贴般的小伎俩上了。中国式的学理、学统在几乎全部的从业人员身上仅存了半张皮面。余下的零星分子，尽管还抱有为将来觅出路的‘舍我其谁’的宏愿，可偏偏眼高手低——他们既不能真实回顾前贤努力的成就，还放弃了与同代人充分交流思想的尝试，更鄙薄晚生们在东、西交杂的处境中滚打摸爬的艰辛。尽管一味高喊所谓民族性和独立精神，他们所能够的，只剩为周遭无益的风吹，如嫩草般主动地屈折。”

　　文中提及的“新八宝”，即为新中国肇建后，一份极精妙且源流并重的视觉成果。它绝非创意上怎样先锋而内里却狡黠不堪的“战斗檄文”，所蕴含的，只是直白、舒缓但扎实、雄健的气度与勇力。

　　现如今，市面上确也有不少“红人设计家”承担了些炙手可热的项目，遗憾的是，半个世纪后，能与周先生等经历过“冲撞”的前辈们相较者，终归难得一二。我想，那根由或是因为其间罕见令人击节、动容的创造，多是些枯索、伪劣的破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