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承江书法展”于6月5日在郑州河南金融活动中心开幕，共展出计承江先生书法作品160余件。作品有篆、隶、行、草诸体，既有丈六巨制，也有可供掌上把玩扇面小品；既有三尺见方的榜书大字，也有颇见精微的寸字细书；既有作者近年来的代表书作，也有为此次展览量身定制的新作，众多作品琳琅满目，墨香四溢。

　　在作者近年来的代表作中，草书巨作《毛泽东诗词20首》共计1796字的“一笔书”八尺十五条屏悬挂在展厅的前端，分外引人瞩目。这件作品作于2009年11月，书写时笔蘸一次墨，连续书写十五条屏1796字，创造了中国“一笔书法之最”的切尼斯纪录。笔者当时曾在计先生的创作现场观摩这一盛举，惊叹其用笔技艺的娴熟和对笔墨控制能力的卓越。许多专业媒体对计先生的这一创举作了详细的报道，我当时对计先生笔墨技艺的评价也见诸报端。今日重新谛视这件作品，犹如异乡遇故人，分外亲切，除对计先生用笔运量的掌控能力佩服之外，细审作品局部，更加深了对其用笔功夫和线条表现力的认识。作品因其为“一笔书”，在其笔势一贯，节奏鲜明，行气通达之外，于草法的严谨，间架结构的自然舒畅，特别是行笔的疾涩变化，使转的方圆留驻，运笔的提按轻重，锋颖的起收藏露，点画的曲直枯润等等微妙变化都历历在目。尤其是形质的枯于外而润于中，似枯实润，非书法功力上乘者不能到。几个月后再细观此巨作，自谓当初之评不虚也。

　　这次展出的作品中，篆书和章草是我首次看到计先生运用这两种书体创作的作品。这两种书体虽并非计先生的强项，然而由这两种书体作品反映出来的艺术理念和习书方法却是对广大书法爱好者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

　　首先看他的篆书。篆书体的古代经典十分丰富，从安阳殷墟的甲骨文，两周铜器铭文，石鼓文，李斯、李阳冰的小篆，一直到邓石如、吴让之、吴大徵、吴昌硕、王福庵之作都是习篆者的首选之体。然而计先生的篆书并不依附于以上篆体书风，以我的忖度，计先生的篆书用笔更接近于侯马盟书、汉代铜器铭文及楚地简帛之风，取法于篆书隶变之态，在篆书形体中融入了隶书的用笔笔意，这样使作品的表现力更为丰富，书写的意趣更为强烈，意态开张，字字生机盈然。在章法上，也从竖有行横有列逐步过渡到竖有行而横无列，布白匀称和谐，得自然之趣。

　　计先生的章草书更是大出我们的意外之作，令人耳目一新。他过去以善草书驰名于书坛，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小草和大草也都渊源有自。

　　章草体始于汉代。但真正汉代章草的面貌一千多年来并未被人们所认知，章草在唐代以后已成绝响，宋代以后人们所见只不过是刻在《淳化阁法帖》中的几帖而在已，只是在近代才在西北武威、敦煌等地大量出土的汉代竹木简牍和晋代残纸中有较多的发现，给人们打开了新的视野。计先生的章草并不仅既及于几种刻帖的篇什，而把目光及时地投向新出土的汉晋简牍中，并且敏锐地在西北汉代木牍中找到了为自己所要汲取的艺术元素，古为今用。他剔除了木牍中下层士卒小吏在率意急就书写中出现的粗野拙陋，去粗存精，出之以文。其用笔能放能收，特别是其典型笔画的重捺，收放从容，既保存了汉代章草书风中的朴质奔放，又融入了士大夫的文雅风格和当代人的情怀，可谓化腐朽为神奇，成为以作者个人所独有的审美取向为主导、包涵有汉代风貌、当代风尚和个人风格的新书风。我认为这正是计承江先生在展览中章草作品的意义所在，也是作品在艺术风格方面给我们的启示。

　　计先生的狂草上承张芝《冠军帖》，下方徐渭、传山草书，以韩愈评张长史草书如“歌舞战斗”，僧怀素之“骤雨旋风”评之亦无不可。明人袁宏道论徐渭书法：“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近人潘天寿谓徐渭“涉笔潇洒，天趣灿发，可谓散僧入圣”。余以为此评徐渭之语移来评价计承江先生的草书亦与之相近，与傅山的“四宁四毋”亦有合处。还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承江先生挥运之时，心手双忘，大胆地大量地运用了“破锋”这一常人不敢用也不能用的笔法，一任情感之驰驱，似夸父追日，奔走呼号，左冲右突，天地为窄，虽乱头粗服、却精光闪射，达到了锋愈破而神愈完、形愈陋而情愈真的超常境界，其笔意书风与毛泽东的诗意（包括计承江先生对诗意的理解）在内容与形式、神采与形质上相契合，正所谓“驱笔墨于腕底、合情调于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