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当代书坛，无论在理论领域，还是创作领域，李强都是无法绕开的人物。李强在年龄上属中原书风第二代书家，但他出道成名甚早。作为河南书协早期驻会者，他几乎参与了河南早期大多重大理论活动，与周俊杰编辑主办在书坛影响颇大的《书法家》，并联名发表轰动书坛的《论书法新古典主义》，参与组织“书法新十年论辩会”，这在为他赢得很高时誉的同时，也使他跻身一流书家、理论家之列。

　　李强不仅具有理论家的思辨睿智和洞察力，同时，也具有出色的感性创作能力，这使他成为河南书坛不可多得的理论与创作双栖人物。在创作上，他碑帖兼融，以帖统碑，避开中原书家一般习碑路数，出奇制胜、化裁不为时人注目的唐宫女墓志，别开门径。对唐宫女墓志的关注，不仅使其理论上颇有创获，使人们在惯常接受的魏碑之外，又触及到唐宫女墓志这一陌生化的书法范型，从而扩大了魏碑研究探索的视阈——唐宫女墓志实为魏碑风格在唐代书法的延续与孑遗——同时，也为李强的创作提供了一个生长点。作为生长在河南本土的书家，对以《龙门二十品》为代表的魏碑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河南书家写魏碑，也大多从“龙门体”入手。李强却避开了这个惯常套路，而从唐宫女墓志入手，这使他的碑书及碑行书创作与时人拉开了距离。更为重要的是，他将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创作实践，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对唐宫女墓志书史现象与价值的揭橥，也许从理论上说，没有产生某种大的效应，但对李强自身的创作而言，却产生了审美转换上的积极推动作用。李强由唐宫女墓志获得了新的碑学审视视角和创作基点。他的碑行书便是在长期浸润化裁于右任的基础上，又糅入唐宫女墓志方获得审美突变。可以看到，以帖统碑而形成的于右任柔韧碑风与唐宫女墓志朴质烂漫书风的微调，在李强腕下化合成一种异于魏碑纯以雄强豪放示人的审美风格。在烂漫书写中贯以谨致、卓荦不群、自成别调。

　　于碑行书之外，李强的篆书创作也呈现出鲜明的自家面目。积十年之功，李强耗费了远远高于行草书的创作心血，使其赢得了篆书创作的自由之境，恰当地说，他在篆书上所投入的超常努力，已不仅仅是一种孤立的创作行为，而是伴随着一种学术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通过识古来进一步接近传统，更深刻地认识传统。作为书法笔法之源，篆书无疑构成传统书法笔法的价值核心部分——也是中原古法的核心——搞清篆书笔法即可究古今之变、穷隶变之源。由此，在李强的篆书创作中，便凸显出一种学术品格与情怀，这与唯斤斤于创作本身而无学术关怀者无疑有着高下的不同。

　　对篆书的深厚积累与自由遣使，无疑在李强的隶书创作中产生了强烈效应。他的隶书大量使用篆书结构，这为其隶书平添了陌生化的美感，同时，也使其隶书增强了古意。不过，这种古意不是一种掉书袋的摆布，而是一种视觉化的造型追求。加之他将篆书结构与汉简体势相结合，更使其隶书表现出夭矫之态。河南书家受碑风影响，写隶书多从雄强着眼、力避夭矫。李强于隶书则弱化雄肆之力，强调不无抒情的表现性和优雅的一面，但却又不失于荏弱，此为李强在书法创作上的又一不与人同处。独诣曰能，此也不可不谓之其高明处。

　　从李强书法创作整体来看，他追寻的是爽爽有一种风气的自性表达，或曰名士风流的名士气。他崇法尊古，但却绝不保守，画地为牢。新与旧，在他的创作上得到安处。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他早期还积极投身于“现代书法”创作潮流，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他在书法传统上甘下十年寂寞孤独之功。因而，可以说，以聪睿之智志困苦之功是李强在书法创作上的成功处，也是他在书法创作上十年磨一剑，厚积薄发，一鸣惊人之处。

　　（李强书法展10月16日上午在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