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篇以第二顺位收录于柳冠中先生1995年出版的《苹果集——设计文化论》一书。署记下的写作日期为“1994年12月”，而前一篇则系“1986年1月”的《当代文化的新形式——工业设计》。两相比照，不难发现柳先生设计思维中连贯且核心的关纽，即设计乃文化。

　　此提法对于当今算不得新鲜了，但在1994年至1995年的中国，不啻为振臂一呼的呐喊。若回溯至1985年，国内开始热销由戚昌滋先生主编的《现代设计法》丛书，其内提及基于“现代广义设计科学”的“方法学”，并列举有11项在方法论范畴下的评判框架。而1991年左右，简召全先生主导完成了一次对设计方法论的过渡性梳理，并出版了专著《工业设计方法学》。换言之，改革开放后十数年间，研究者便已将设计提高到了方法论的哲学层次，而柳先生则以文化为突破口，对工业设计这个更集中的概念进行了重要的整合与升华。

　　方法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从认识和改造两个角度着手。但，工业设计方法在这三十多年来的演变脉络里，却只有到柳先生处才最终发现了一个本质硬伤，即就认识层面讲，我们所谈的设计问题，包括机械的、艺术的在内，都与中国千年文化和生活行为了无相干——那些看似完整的轨迹，只不过是国外现代主义的余烬，及其在中国土地上的拙劣翻版。

　　设计，是方法论，那么中国人就势必有属于自己的设计。柳先生文中的潜台词，又是期待以标举“使用方式”来统摄全数的古今、中西“设计”。不过，单一的“使用方式”能涵盖如此宽泛的人类行为吗？早年物资匮乏，尚需仰赖设计，或即工艺美术行当发挥聪明才智，在有限的条件下美化、丰富生活。可如今，“人人都是艺术家”，甚至很快“人人都是设计师”了，我们这些“设计以及使用的专门家”是否仍有存留的必要？

　　设计师这一现代职业本属于机器生产“大分工”的成果，即便进入“后现代”，也无外乎是奋力在执行着“现代”所赐予的任务。那么，相对于现代主义的最高表现体——科技而言，“设计”只是个小活计，甚至就是我们曾频频鄙薄的“民间手艺”之类吧？所以，或有谓，理解“使用方式”又能怎样？国人的“厚黑”将告诉你，那里面最紧要的词儿是“用”——器为我用、我为你用、你为他用，卑劣和猥亵横行如故。

　　所以，“设计”的能力高低或许可以看出某些人的水平与本领，但在中国强大的封建文化之“用”的“方法论”面前，尤其是在设下一个计谋而后“用”的“技术”操纵下，恰恰能让你瞥见某些人的“真性情”：工业设计、产品设计，甚至整个设计行为，在那些人眼里都不过是解决人的“动物性”的一种工具。而我最想知道的，却又是在如此的“进化史”中，能否有甘于忍受变为“社会”之“末流”，甚至勇于“被淘汰掉的”寂寞的祖先？

　　所以，我便尝试将传统学问中最精深的关于“三礼”的研究勉力引入讨论。不过，礼学离现实往往又那么遥不可及，不少设计和工艺界的贤人最多只从“装饰”出发，略做“点拨”罢了。换言之，重“装饰”则仅得“用”之表象，真要落实到操作，解释清楚古人为何有那样的选择，为何中华文明能够归纳出那般繁缛、磨人的制度，这又是涉及造物的最终方法表达的本质问题了。

　　遗憾的是，工艺与设计的研究发展到今天，仍在两个基本方面不得突破——史实架构和思想体系。从史实看，上古至东汉工艺文献较为薄弱，除《周礼·考工记》一篇可供详尽推测，其他的深入情况必须借助考古材料。但考古终究不是工艺，两者的关注点各不相同，考古重源头，工艺重技术和有美的意味的形态。部分学人为了统合矛盾，渐渐选择了从“源头论”中找“形态观”的办法，以致两相叠加。可考古依仗文物垄断了实例勘测权，历史又仰赖古典撑起了整片由表象提炼出规律的发言空间。工艺与设计最后只是在催逼和蚕食下，一个近乎毫无方法，只剩感性认识可言的门外汉。

　　世界发展尤为迅猛，工艺的研究还未彻底成熟，就必须面对走向“设计”这个更切肤的深层领域。应该说，宽泛意义上的设计是伴随人的出现而产生的，但也只有到“三礼”形成后，中国人才彻底将造物上升为一个前因、过程、后果共存的思维体系。从“礼”回归，尽管那里面有后代累加上的种种虚妄，但设计行为的本体却没有改变。更有意义的是，这种思想体系甚至能烛照出后代失范与重构等等，治与乱并行着的荒唐情状。